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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真正货真价实的“自由的”自由主义，同样可追溯到对唯理论绝对主义的宗教抗辩。最早进行抗辩的罗杰·威廉斯，曾以基督教自由的名义，抨击把经文学习称为绝对理性的新英格兰牧师们的理性主义的神权政治。而平民主义运动──不论其经济原因何在──则是直接依托福音派对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正统经济学家进行抗辩。它是对人类反对绝对理性专制的尊严的诉求，是对“经济必然前进”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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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种自由的自由主义，其政治意义上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它不能消除革命。它不能建构一种社会或政治生活的制度，因为它首先且充其量只是对各种制度的抗辩。它的首要功能是保护个人反对权威；它的基础是呼吁人类超越政治和社会、超越政府、超越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兄弟情谊。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只有在功能性社会形成之后才有可能行之有效。但是，在这种种限制范围之内，自由主义既富于建设性，又能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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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这种真正“自由的”自由主义已经无处可寻──除了在美国和英国尚有一些零星分散的残余势力。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自由主义”，全部都是理性主义。但是，理性主义者不仅基本上都是极权主义者，而且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意义。它在政治上必定会失败，而它的失败就是对自由的威胁，因为它的失败正是革命的极权主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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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者的信条与自由并不相容，这个事实本身不能否认理性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个人的良好意愿或善意。无疑，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个人真心相信自己而且只有他自己，才是支持自由和反对专制暴政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主观上极其厌恶极权主义暴政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结果，他成了专制暴政的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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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性主义者个人的这种反极权主义的情结，在政治上是完全解不开的。总的来说，理性主义缺乏采取积极政治行动的能力。它只能起“破”的作用，而永远不能“立”，不能由消极的批判，转向建设性的政策。它反对不自由的奴役制度，同样也一直彻底地反对自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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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将反抗所处时代的不公正、迷信和偏见视为己任。但是这种对不公正现象的反抗，只是其对所有社会制度，包括自由和公正的制度在内，作为一个整体来仇视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启蒙主义者肃清了贵族特权、农奴制度和宗教偏狭，同时也摧毁了地方自治和当地的自治政府，至今，整个欧洲大陆尚无一个国家真正从这次打击中彻底恢复过来。他们攻击了教会职权滥用、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他们将欧洲教会贬低为政府行政职能的羽翼。他们不遗余力地剥夺宗教界的社会自治和道德权威。启蒙运动将矛头直指独立法庭和普通法，对其完全持蔑视的态度。18世纪理性主义者对“理性完美”的法律和国家控制的法庭的坚持，直接导致了全能的极权国家。因此，19世纪“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启蒙主义者所摒弃的这些制度上，包括地方自治、宗教自治、普通法和独立的司法系统等，这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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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者不仅毫无选择地反对和摧毁现存一切制度，而且完全缺乏创建新制度以替代所摧毁的旧制度的能力。他们甚至看不到有建设性活动的需要。因为就他们而言，无恶即善。他们认为，只要驳斥了罪恶的奴役制度，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然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制度就是没有效力的制度。社会必须在职权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破除旧制度的同时，必须能够建构更好的新制度，只有这样在政治上才是合法的。而如果只是“破”，不管破除的对象有多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除非有一个更为可行的新制度能够取代被破除的旧制度，否则接下来旧社会的崩溃将滋生出比所摧毁的旧制度更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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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者缺乏“立新”能力及其政治无能的后果，在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不仅是因为遭到抨击和破坏的“恶”是奴隶制，是一切社会罪恶中最大的罪恶；还因为当时不能给南方一个替代旧社会的新社会制度，这种无能表现得最为惊人。而理性主义者在将犹太人从犹太定居点解散之后，却又无力帮助其融入社会，这正是现代反犹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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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论是在何处掌权，其结局往往是以失败告终。俄国克伦斯基自由政府的命运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该政府在政治瘫痪半年之后瓦解并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掌权后，在政治行动方面也同样毫无建树。在德国皇帝统治下，他们曾经一直是值得称道的反对派。毫无疑问，他们的领袖都是真诚、可敬的人物，他们都是称职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作为个人都是大无畏者，并深受民众的爱戴。不过，这里我们倒不是惊讶于他们的失败，而是惊讶于他们居然能够一直支撑到最后。直到1922年或者是1923年，他们才彻底崩溃。有类似遭遇的还有法国的激进党、意大利的自由党，或者西班牙的民主党。而美国的“改革”派也毫不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各州政府的历史也向我们表明，这些本意善良的理性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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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将所有这些有着惊人共性的失败遭遇，都归结为环境和偶然因素使然。其失败的真正原因乃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政治无能。它始终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状态。它的基础是两个自相排斥的原则。它只能“破”，却不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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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理性主义者相信有一个绝对理性存在。过去，他们坚信自发的社会进步或个人私利与共同幸福之间的全民和谐；现在，他们用性的本能、失败感和腺体分泌来解释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各种冲突。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相信，其种种绝对论，乃是逻辑演绎推理的结论，它可供证明并且在逻辑上是颠扑不破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本质正在于此，它宣称其绝对论在理性上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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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绝对理性永远不可能是理性的，它永远不能用逻辑来证实或证伪。绝对理性的本质是先于理性并凌驾于理性论辩之上的。逻辑上的演绎推理能够且必须以绝对理性为基础，但是绝对理性却永远得不到证明。假如确实虔诚信奉绝对理性，那么绝对主义信条就是超理性的──真正形而上学的信条，它为理性逻辑提供有效的基础。而假如绝对理性是人为或自封的，那么绝对理性就必定是非理性的，且必定会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方法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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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50年间，所有理性主义的基本信条不仅都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反理性的。对于那些宣称人类具有理性天赋的启蒙主义者哲学理性主义来说是如此；对于1848年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来说亦如此，他们将个人的贪欲视为一种通过大自然的“无形之手”来提高社会共同利益的机制；对于20世纪那些将人视为由心理决定和生理决定的理性主义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所有信条不仅否定自由意志，而且否定人类理性。其中的每一个信条都只能诉诸武力或通过独裁者来转化为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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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此理性主义者绝不会承认。他必定会坚持自己的信条是理性的，且能够通过理性的方法来实现。他必定会作为一种教义坚持自己的信条显然理性。因此，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只能试图通过理性的转化(而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才能将它们转化为政治行动。一方面，他不可能尊重任何反对派，因为反对派注定要反对绝对真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反戈一击，因为错误只能归结为信息匮乏──而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对绝对真理的一切反对都必定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在欧洲和美国流传的一句话，即：智者必定靠左。而今天，信奉传道能够解决一切的信仰公然明确地表述了绝对主义的基础和理性主义信条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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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是不能妥协的。他们信奉完美主义的信条，而不容任何让步。任何拒绝领悟之人都是十足的无赖，不能与之有任何政治关系。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不能制止或镇压敌人，也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因此，人只可能误解或误导，而一旦理性真理证据不可辩驳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必然会看见理性。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阴谋家义愤填膺，对教育受误导者充满了热情。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是正义、需要和好处──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他们只是从不曾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既不能向权力妥协，也不能为权力而斗争。他们的政治行动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理论上大无畏，行动上谨小慎微，擅长“破”却不能“立”，理论上头头是道，而在政治行动上却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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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从他们的立场出发通向政治效率只有一条路，即极权主义。主观上他们对自由虔诚信奉，这在客观上只能导致专制政治。因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只有一条出路：放弃理性主义，并且公开地转变成为极权主义、绝对主义和革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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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运动中，卢梭从理性主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将理性主义称为公开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极权主义。无需任何伪装，“人民公意”在理性意义上就是确知或可行的。蔑视理性分析并游离于理性认识之外的人，毫无疑问就是非理性的绝对主义。理性确实存在──但是，其存在的形式、地点和原因无人可知。由于理性是完美而绝对的，因此理性必胜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无论谁掌握了理性，理解了社会的最高意志，他就有资格且有义务将理性一视同仁地强加给社会多数人、少数人或单个人。自由仅仅存在于“人民公意”的完美实现当中。卢梭的个人理性或者个人自由未做任何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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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确实坚持把具有直接的、非代议制民主的小城邦作为政府惟一的完美形式。他赋予个人一项可在意见不一致时脱离原属社会的权力，这项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这曾经是表明卢梭向往个人自由的一个标记。但是在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社会里，比如说18世纪中叶，我们只能把它看做一种在无比现实和不浪漫的极权主义条件下的浪漫雕饰。否则，希特勒“授权”犹太人移民出境的举措也可以称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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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投身对非理性绝对主义的分析，使得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在政治上取得了效果。卢梭是对的，他看到对理性主义的摒弃使得他的体系与其他哲学家有了根本的区别。他公开自己的非理性主义观点，这使得他可以摆脱种种宣判百科全书派政治无效率的负担。百科全书派信奉教育和科学研究等缓慢而痛苦的理性化过程，而卢梭则相信神对人类灵魂的天启。他们企图将人在物理学法则之内进行定义，而卢梭则认为人是政治人，其行动受冲动和情感所左右。他们信奉理性渐进改良的作用，而卢梭则相信千年太平盛世是能够而且应该以最不理性的方式──革命建立起来的。无疑，他对政治和社会的了解比全部启蒙主义者的加总还要多。他对于社会中人的看法是现实主义的，而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者却是可悲无助的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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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打蛇打七寸，只有攻击卢梭的理论基础方能击中其要害，卢梭的理论基础是他对人为的绝对理性的信奉，他本人坚持绝对理性，认为无论是谁，只要拥有绝对理性，就有权力和义务将之强加给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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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卢梭摒弃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以他拥有一种伟大的政治力量，直至我们这个时代他依然熠熠生辉。因为他保留了启蒙主义者关于人类能臻于完美的信念，所以他否定了人类自由，并成为伟大的极权主义者和革命家，点燃了全人类革命烈火的导火索，而这种革命烈火之熊熊光辉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才能与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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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克·巴赞先生曾在其著作《马克思、达尔文和瓦格纳》中，卓有见地地描述了19世纪早期的绝对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是如何转化为19世纪末的生物决定论的。他并没有说明生物决定论是如何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信条，也没有说明心理决定论对生物决定论的补充，当然这些其实并不在他设定的研究范围之内。纳粹主义的根源在于达尔文始创的生物决定论。而希特勒主义的内容及其政治体系，也只有借助于对这一新理论──也是目前为止结论性的一个理论──“人为绝对”的哲学和政治发展，才能够得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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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令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进化论或神经官能理论，而是从这些理论发展而来的哲学。这些理论表现为下面的一些流行说法，如“人类行为由腺体分泌所决定”和“一个人童年时所受的挫折决定他的一生”等。无疑，这两句话都非常正确。同样正确的类似说法还有，经济利益、教育程度、领悟能力、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或外貌外形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些说法中的每一种无疑都是不容置疑的，不过每一种说法本身又毫无意义。但是，在从《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60年间，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人进行解释的做法已逐步开始作为欧洲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一方面是人种改良学派，另一方面是行为主义者──这里仅提极端分子──他们主张不管是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学上说，人都是可趋于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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