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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00年，心理决定论的信仰开始流行起来，并且已逐步取代陈腐过时的经济决定论。这一新信仰的伟大普及者是萧伯纳。其剧本《康迪塔》里预见到了阿德勒和荣格的所有理论；《回归玛士撒拉》一书则蕴涵了大量的希特勒思想。与此同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这种变化开始初露端倪──这种变化表现为在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突然爆发的反犹太主义，还表现为广告、公关人员和宣传性报纸的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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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主义者曾设法通过教育来组织管理，功利主义者曾设法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和证券交易所来组织管理，而新理性主义者则设法通过种族或“同族”这个基础来进行组织，通过宣传和现代心理学的其他方法来进行管理。像他们的理性主义前辈一样，他们对于人类天性有一个绝对概念。他们把人看做是由基因、染色体和腺体构成的生物，认为可测定的心理经验将形成和塑造人。因此，他们也相信人类的完美无缺，或至少是能够趋于完美。他们称颂那些理解和掌握了人类繁衍生息和心理分析知识的人的绝对理性。如此种种非理性──比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的任何人为的绝对概念也许都更非理性，而且肯定更反理性──都被认为能够通过“科学”来证明，或通过理性的手段来获得，因此都是“客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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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等这种新的理性主义充分发展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使其遭到致命打击。战争是不可能靠心理学家或者任何真正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性”来理解的。在战后的10年间，战争更加像真正的战争了。在新理性主义的这一场危机中，纳粹主义向能用以解释现实的、全面的且政治上行之有效的极权主义，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纳粹主义继承了新理性主义关于人的生物决定论和心理分析解释，并将它们确定为非理性的绝对。与此同时，他们还宣称，那些懂得“种族”和“宣传”的人是完美无缺的，他们有资格拥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政治领导权和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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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把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与其前辈卢梭的做法的重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公开选拔了一个统治者置于有组织的社会之上。当然，纳粹主义下的很多个人都被非个人化到了失去自我的地步，不过卢梭的极权主义情况亦如此。但是在希特勒的体系下，有一个人被提升到高于其他任何人并高于整个社会之上，他就是──领袖。实际上，这样一个个人独裁者在卢梭的理论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点在法国革命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清楚。然而，只有纳粹的革命承认这一点。纳粹将其必要条件，即有一个完美无缺的领袖，作为其最重要的政治资产。而卢梭只是鼓吹革命。领袖的存在使得希特勒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政治上说，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是最有效也是最彻底的极权主义，其哲学和政治结论，都是由其关于人的完美无缺和可趋于完美的绝对主义假设中，最广泛且最严谨地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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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主义的现实理论基础──及此前的极权主义，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所提供的。这种理论在此前的两次应用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添加的是一种道德犬儒主义，这在卢梭时代是不可能的，而在一个心理学教导人类没有道德核心的时代里，却证明是可能的，甚至是能够被广泛接受的。作为纳粹主义元首，希特勒所获得的惊人力量，得感谢那些心理分析学家和个性心理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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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在启蒙运动濒临瓦解失败的威胁之时，卢梭用非理性的，甚至是神秘的“人民公意”，取代了其理性主义的可趋于完美学说。拿破仑之后理性主义者的功利主义及正统经济学家，在1848年夭折的革命中分崩瓦解，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非理性完美主义和无阶级社会的必然性取代了理性主义。而在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冲击下，当现代科学的、达尔文的、弗洛伊德的，以及行为主义者的理性主义心理决定论失败以后，希特勒宣告了其种族和宣传的非理性主义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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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极权主义者都不曾改变过其理论基础。卢梭保留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天性和社会性质的全部信念。与生物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一道，希特勒断言，人从根本上说是腺体，是遗传，是神经感觉。任何一个革命家都无需为其时代的理性主义基本信念施加任何东西。他们所要做的只是改变绝对真理，从理性主义出发推导出一种非理性的伪宗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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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宣称“人民公意”终将表现自己的权威，其原因仅仅在于“人民公意”在理性上无法推导。希特勒提出纯日尔曼民族的太平盛世，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过去一直由“杂交人种”主宰。极权主义信条之所以能够对那些已从理性主义醒悟的人民有号召力，得归功于这些非理性的绝对观念；其革命性的力量及煽动的狂热，得归功于这些非理性的绝对观念；其绝对否定一切自由，声称完美的独裁者必然出现，也得归功于这些非理性的绝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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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析的结论便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有效地打击极权主义。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只能在其鼻祖苏格拉底的位置上停滞不前。正如这位基督降生前最伟大最睿智的思想家一样，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认为人类必然能够辨明何为善。像苏格拉底一样，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也认为善能够理性地传承，而懂得了何为善也就是善。换句话说，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始终清楚何为善，他们树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物。通过否定恶存在的可能性──因为一个人之所以会犯错只可能是因为缺乏信息，但一个人绝不可能为恶──他们就否定了责任，而否定责任做选择就毫无意义，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自由。然而，像苏格拉底一样，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永远不能将这一信念付诸于政治行动，因为他们相信极权主义是理性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想当然地以为存在即有效，而认为自己无需任何权力组织，也无需以任何制度的形式来实现。基于自由主义，所能做的一件事也是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批判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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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衰败之时，正是极权主义出现之日。极权主义的出现正是自由主义失败的直接后果。毫无疑问，理性主义者个人发自内心地憎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毫无疑问，他们想做出反击。但是，他们却不可能真正地进行反击。因为极权主义者所做的，只是理性主义者在其哲学信仰基础之上本该做的事。假如苏格拉底真相信那个神谕，认为自己就是全希腊最智慧的人──他的行为无疑要基于这个前提假设，即他是希腊惟一的智慧人──那么他就有道德义务充当希腊的专制统治者。他未能那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智慧是理性的，可以不用政治手段就能行之有效。因此，他不仅听任自己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还为真正的极权主义铺平了道路。三十人暴君接受了苏格拉底的大部分理论，但舍弃了其理性主义立场。因此，他们能宣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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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苏格拉底一定会激烈地反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如果这样的话，即便他没有在早些时候被传统主义的极端保守分子和相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联盟杀掉，三十人暴君也终将(或至少是很可能)被迫杀死苏格拉底，这种情况在革命的前夜非常普遍。但是，尽管苏格拉底主观上反对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他的反对也一定是软弱无力的。三十人暴君将苏格拉底所教授的哲学性内容在政治上应用：拥有智慧的人拥有至尊。不论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指责如何不准确，但在下面这点上人们无疑是正确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暴君之父，乃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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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指望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我们今天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做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或哲学上的反抗。毫无疑问，英、法、德的社会主义者以及美国的激进分子，其反对希特勒主义之心都是至真至诚的，其道德高尚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并不是说作为一名战士，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很得力，因为在战壕里战斗的只有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个人的信念。我们分析所得出的惟一结论只能是：不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多么真诚，也不能指望其发展出一个能取代极权主义奴役的自由制度来。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为建立自由的工业社会提供任何解决办法，他们也不可能克服自己极权主义的原则，尽管攻击这个原则有可能把极权主义的独裁者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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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曾经的自由主义者──那些半社会主义的设计师们，现在正逐渐被人们称为“极权主义自由主义者”。对希特勒关于宣传决定个人信仰问题的回答，他们只是用“好的宣传”来进行还击，即用他们自己的宣传去取代希特勒的“坏的宣传”。但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承认宣传能创造并决定思想和忠诚，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否定。他们拒绝承认，宣传是一种伪宗教，它把人设想成受收音机中的悦耳声音的左右和奴役。他们不理解，只要认为宣传塑造人，宣传到底是“好的宣传”还是“坏的宣传”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与希特勒一样，深信人是由心理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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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是多么虔诚地反对革命极权主义，他们都只能增添革命极权主义的力量。他们的反对在政治上是毫无作用的。但是他们潜在的专制主义，为人们接受革命极权主义政治得力的专制主义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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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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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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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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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启蒙运动开创了19世纪自由先河的看法，是一种流行的谬误。与之同样流行也同样为谬误的一种看法是，认为美国革命的道德标准基础与法国革命相同，认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法国革命的先驱。美国和欧洲的所有历史书上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参与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一些要员中也不乏持此见解者。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事实的全盘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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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道德标准基础，与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截然相反。在意图和效果上，它是一次成功的对抗，目的是反对为法国革命提供政治基础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尽管法国革命在发生的时间上要更晚一些，但是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美国革命都走在了前面。1776年和1787年的美国保守派与法国革命思想相对抗并取得了胜利，故美国革命实际上代表的是比三级会议，比恐怖时期和拿破仑时代，都要进步的一个历史阶段。美国革命远不只是一次反抗封建旧专制的起义，更是保守派以自由的名义发起的反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新专制和启蒙运动专制政治的一场保守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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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和法国革命的革命极权主义只能摧毁“旧制度”。它们充其量只能在其原有的在绝望中瓦解的前重商主义社会，安排一个功能完备但专制的重商主义社会以取而代之。但即便是这一点也十分令人怀疑，因为用罗伯斯庇尔的“永久革命”和拿破仑的“永久战争”作为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基础，很难说就比希特勒的信条更为成功。然而，美国革命的确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不仅功能完备，而且自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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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受到保守派的美国反革命力量打击之后，法国革命的道德标准──1789年的思想，仍继续倾向于专制。这些道德标准为后来所有的极权主义哲学提供了思想模式和心理模式。从19世纪一直到今天，西方世界的自由观念都是以1776年美国保守主义反革命的观念、道德标准和制度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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