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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和1787年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被人们，尤其是美国人，片面地认为是法律方面的成就。而美国宪法的阐述、英国宪法的恢复和重现青春，确实也是保守主义反革命所取得的最为人称道的伟大丰碑。但是，同时它也为此后100年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种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给出了构成制度基础的原则、制度的指向以及制度所试图达到的目标。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这些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制度，至少与宪法本身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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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一个框架，是法律的一个骨架，仅此而已。宪法要设置政治权力的限制条件，并制定行使政治权力的程序规则。但是，宪法不能用于社会的组织。开国元勋们并没有苛求智者仁人，他们也从不试图依靠法律和宪法的手段，去做那些只能通过社会制度做到的事。他们从不试图捏造什么制度。他们拒绝将制度的紧身衣束缚在后世子孙的身上。但是，在处理日常问题时，他们异常坚定地制定了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的原则，以至于后代的人都能以此为准绳。在保守主义反革命完成后的一个世纪中，社会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在美英两国，1876年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已与1776年时的制度完全不同。它们也与1776年那个年代的人所预见或期望的大不相同。但是毫无例外的是，所有这些新制度，都是基于保守主义反革命所制定的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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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首先出现了不以意识形态和计划完美主义为基础，而是以传统、地方组织和永久性机构为基础的两党制。与欧洲的一切党派组织相反，美国的政党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党派，它主要并不是关注如何夺取中央政权。尽管总统大选和国会大选也非常热闹，但是党派政客的主要兴趣还是关注本市、本县和本州的事务。全国性的党派实际上只相当于一家目的非常有限的控股公司。市、县、州的当地党派领袖之所以对全国事务和全国选举感兴趣，只是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辖区。尽管这样，他们的权力和兴趣中心仍然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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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两年一次或四年一次的全国性党派纷争也是为了地方机构，而不是像其欧洲邻邦那样为了争夺容身之地。地方党组织能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很好──而无需控制中央权力。民主党尽管已长期不执政，但其支撑的时间要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大型反对党都要持久。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愿意为追逐执政党主席职位而放弃其地方权力，他们宁愿失去党派在竞争中的执政地位，而控制更多的重要城市──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中央权力越来越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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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了地方党组织的力量，美国各党派都有非常强烈的反中央集权倾向。总统虽然在名义上是党的领袖，但是任何一个总统都很难与他的地方党组织和平相处，除非他能够顺应其政党的反中央集权的要求。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注重地方事务和地方“政策”的“正规”的党派机器，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位强硬的总统。因此，党派虽然是赢得中央权力的工具，却很少能为自身赢得这种中央集中的权力。一旦中央权力有任何的延伸或对地方自治有任何侵犯的话，它往往会受到怀疑并遭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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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党派关注的焦点是地方问题，且“党派路线”要调和各种冲突，要调和地方与区域的信仰，所以美国各党派从来都不会提出“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纲领。由于不涉及到意识形态，所以它能包容任何政治信仰，即便是非常极端的政治信仰。因此，它就使得党派之外的极端主义运动变得没有必要和缺乏可能。此外，由于不做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它就能体现，而且已经体现了大众的任何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这样，它就能阻止或者至少是减缓政策的突然和剧烈的改变。但是，它又为所有一般化的纲领提供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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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反中央集权、反专制独裁、地区性且不固守教条的美国政党，它不仅是一个极其保守的组织，也是防止政府演变为绝对主义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党派总是依附于某个国家，但它并不是附属于某个国家。两党制在任何一个欧洲制度中都没有对应的内容。欧洲惟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可能是中世纪后期的庄园──它就像美国的党派一样是反中央集权、地区性和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自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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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保障自由权力的另一个非常重要却完全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措施，是政治权力和地位与社会经济权力和地位相分离。职业政治的腐败是“令人尊敬”之人退出政治生活的主要原因，此话可能不假。但更有可能的是，腐败乃是绅士退出政治舞台转而进入账房的一个表现，而不是原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由此引发政治职业缺乏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它已经导致了政治统治阶级和社会治理阶级的分化，这一分化阻止了任何一个集团成为统治阶级。而对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所表示的轻蔑，也使得各党派已能很轻松地否决任何一个企图任期无限延长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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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验充分印证了这句老话，即一个能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诚实、“开明”且大公无私，因而备受尊敬以至于无法罢黜的专制统治者，更为可取。而与美国人的想法相左，就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不腐败、“廉洁”的市政府和省政府的经验，并没有使得为这种非蓄意的但却实际存在的腐败支付的代价显得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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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自由一直依托的是其无形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在美国，政府功能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某个地方或某个区域内由自发、自主和自愿的社团来行使。这其实并不能称做是什么新的发展，其渊源即便不能上溯到中世纪的英国，也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尽管自我管理是以一种自发、无组织的形式在19世纪的美国发挥作用，但这种无形的自我管理实际上发端于1776年的原则。教会、商会、扶轮社、家长教师联会等组织并未意识到自己正担当着拟政府的功能，个体成员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参与了自发的社区管理。然而，这些美国所特有的各类社团，确实是在管理。它们制订社区标准，承担社区功能，左右社区舆论，激励或防止某些社会行为。如果一个人想在英国的某一个小城市定居，从事律师、医生或商人的职业，他需要设法取得“乡绅”和“绅士”的支持或做他的道义后盾，否则他就站不住脚。在德国（希特勒之前），他们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地方法官、警察局长、省长等。在我们国家，外来人需设法联系扶轮社、商会或某教会会众等。这些自发和自愿参加的社团，也许是当今尚存于世的最强大的一支反极权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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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力，显然不能全部甚至大部分归因于边疆和大陆的扩张。当然，在所有论点中，最为有害的一种是，认为自由是边疆扩张的副产品──它在欧洲有一个对应的论点，即认为帝国主义扩张乃是19世纪英国和欧洲自由的基础。两种说法的言下之意都是：没有边疆扩张或殖民扩张，就不可能有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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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惊人的物质扩张和地理扩张，这对自由既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重负，至少关于这点可资论证。当然，边疆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阀──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均是如此。它培养了一种平等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皆有均等机会追求不平等，即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一精神进而使得1776年的愿景得以实现。然而，另一方面，边疆扩张及其迅速前移，使得垄断“托拉斯”的兴起成为必然，而铁路、木材、钢铁和土地等大公司对自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这些加诸于一个新兴国家的问题，是以前从未曾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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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边疆大规模扩张一经开始，美国独立的政治思想几乎就全面终止，它具有高度的征兆。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们，如杰弗逊、汉密尔顿、麦迪逊和马歇尔等相比，现代欧洲，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如此伟大且富于原创性的人物。而当时即便是二流的人物，如门罗、加勒廷和两位亚当斯等政治哲学家，也完全应该值得人尊敬。尽管此后的一代政治思想家中再没有如此伟大之人物，但其中仍不乏巨匠，如杰克逊、韦伯斯特、克莱、卡尔霍恩等，还有为人所低估的范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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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可称为美国政治思想源流的东西就销声匿迹了，甚至直到边疆扩张终止仍未复出。林肯的悲剧形象呼之欲出。但是，即便是林肯也没有政治哲学，他的伟大之处乃在于他的人道博爱。在平民主义时代和威尔逊时代以前，物质财富的扩张压力明显过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有什么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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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边疆扩张，有一点可以很有把握，即正是由于美国的自由基础如此广阔，才使得如此急遽的突然扩张成为可能。同时，它的自由基础又是如此牢固，能够足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扩张负担。此外，其自由原则又非常彻底，能够抵消边疆扩张以及急遽的经济和地理扩张中潜在的不自由和绝对主义的东西。而在扩张的过程中，这些原则释放出了其全部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又能够加强自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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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扩张历史，始自《西北部条令》，它是一段描述自由政府存在的潜在可能性和固有可能性的伟大历史。但是，在这一段历史中，很少有证据能证明自由政府必然有迅速的物质扩张，或者说自由政府所能驾驭的惟一工作就是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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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世纪英国的自由权力，有两个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即“议会君主制”和“多数政府”。实际上，英国19世纪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议会君主制和多数政府的各项规定。英国当时实行的其实就是有多数赞同限制的少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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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政治制度有：两党制(反对党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阁和一个独立的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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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夸大其词，我们还是可以说19世纪的英国宪法可以脱离开政府，但却不能脱离开反对党。随时存在一个“备择”政府，这实际上是英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多数党的意愿永远不可能是最终的或绝对的，因为作为反对派的少数党所持的异议，与执政的多数党的意志一样，同样都是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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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制度(与美国制度)，一直被批评为“不民主”。据说这些制度阻碍了多数的绝对统治。然而，这个特点不仅正是其功能所在而且也是其主要的辩护理由。防止绝对统治就是捍卫自由。同样的，说两党制妨碍了小团体发挥作用，这并非是批评，而是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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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激励新观念、新领袖通过现行执政的大党开辟一番事业，这种做法比任何其他做法都更为有益。因为它会迫使新生势力去证明自己比旧势力更好、更卓有成效，只有这样新生势力才能够允许取代旧势力。助长小派别和小宗派就会损害议会政体。而小派别和小宗派会导致政治团体不可救药地继续分裂，使得政府秩序几乎不可能存在。它只会给不代表任何人而只代表自己的小团体以重要的地位和讨价还价的力量，以及与其真正的追随者人数根本不相称的动用公款的权力和自由。两党制不仅是预防多数专制的措施，而且也是预防少数专制的措施。(尽管将比例代表制视为希特勒主义兴起或法国衰退的惟一或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曲解，但是笔者同意 F.A. 赫尔曼斯博士和其他两党制的辩护者的看法，即多党制及其便于让极端分子获得代表席位的做法，是欧洲大陆民众政府之所以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欧洲理性主义为追求完美所牺牲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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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党制对多数统治加以限制，这只是英国政府分权和制衡的制度机器中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是内阁政府，或者更精确地说是首相制的出现。实际上，虽然不是在法律上，第一个担任首相一职的是老皮特(从皮尔至今，首相职位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其权力并不是得自于议会，而是得自于人民。首相由人民选举，投票者投票选举的是当地的议会成员，而不是迪斯雷利、格莱斯通或者阿斯奎斯，这样的做法比较有意义，就像美国法定选举人所票选的只是总统选举团成员，而不是直接票选总统候选人一样。尽管是非直接选举，但首相实际上被直接授予了负责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他需要获得议会的信任。首相一职需要每隔五年通过大选重新选举产生，如果不提前的话。但是，其权力实际上是原初权力而不是衍生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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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每位首相都理解的事实，在任何英国宪法法律的教科书里都找不到，但是它表明了权力和功能的有效划分──一种行之有效的“制约和平衡”机制。一方面它严格地限制议会的范围和权力。在英国如果要反对首相的政策可不像在法国或德意志共和国那样容易，在这两个国家里，总理受制于议会。在英国，反对首相比美国国会反对总统还要更为困难且更为危险；在美国，国会并不承担寻找总统备选人的责任。而反对实际上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首相，则将寻找新首相──至少同样能为人民所接受的新首相的责任加到了议会身上。一个在议会中受挫的首相，往往能够号召选举人来支持他；或者他也能找反对党领袖，强迫他取得人民的直接支持。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议会的干涉都是极端危险的，它只能用于在原则问题上的孤注一掷，而且只能作为最后一种手段──法律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最后一种手段来使用。因此，内阁政府实际上免除了议会很大一部分行政决策的权力和功能。同时，内阁行动需要议会批准的要求又构成了其对执行者的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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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和首相也许都可说是议会的机构，尽管其主要功能是防止议会的绝对主义。但是，文官制度是完全独立于议会的。文官制度明明白白、确确实实从外部构成了对议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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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大不列颠国逐步形成的文官制度，乃是有自治权的共同管理机构，它既受到议会的制衡，反过来也对议会加以制衡。但是，它既非议会所创建或控制，也不依赖于议会，除非在法律推定上如此。总的来说，英国的文官制度所行使的功能与美国立法机关所行使的功能非常相似。它可确保发展的持续性而不会突然中断，它为一切暂时的偏离提供了皈依的主通道，它遏制了议会或者内阁对法律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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