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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10 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每一位高级文官都需要同时为轮流执政的不同政党准备供其取舍的政策,这样就自动确保了处理同一问题的两个备选提案在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由于文官任期的长期性,再加上文官既独立于议会又独立于内阁,且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常务次官作为实际首脑,所以文官制度能同时对议会和内阁加以有效的制衡。而议会通过预算,内阁通过制订各部门的大政方针,又反过来可以制衡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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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12 只要文官制度实现了其最基本的功能,那么通常那种认为它缺乏想像力和原则性的批评就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文官制度具有政治功能,那么它充当的就是裁决机构的角色,拥有半司法的职权力。它不像法官那样需要想像力和创造性,而是以约束和劝谏为主。创造性、想像力、领导能力和政治视野,都是议会或内阁们所必须具备的资质。文官制度则必须保证这种创造性和想像的现实可行性,及与政府连续性的基本原则相一致。通过行政程序,它实际上已具有接近于司法审查的权力和义务。而对于常务次官,只要他未能为各党派的大臣们,不管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准备好立法文案就是渎职。这一现实表明,只要他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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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14 当然,只有在文官制度作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与其他部门相互制衡,此时,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而今天,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文官制度已在许多方面成了政府本身。文官制度下的官僚机构开始逐渐削弱议会和内阁的权力和功能,官僚机构的政治权力自1900年左右开始发展。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种最为危险的倾向。它几乎整个摧毁了英国宪法,而且还在英国造成了175年来第一次真正的中央集权绝对专制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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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16 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为美国和英国带来了自由社会,尽管这两个国家一开始有些不同,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1776年的美国人虽然与同时代的英国人属于同一种族,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相同的法律以及大体相同的政治传统,但却已与其母国迥然相异。因此,我们不能再用所谓同一种族或同一民族的“种族特点”或“政治贤达”来解释这两个国家19世纪的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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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18 在19世纪,这两个国家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物质世界、它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它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和问题的答案都完全不同。在整个19世纪,美国革命和随之开始的西进运动,加速了美国离开英国和欧洲的步伐。1917年,拿破仑之后欧洲最大的一场战争到了决定性时刻,此时的美国已经比作为殖民城镇的美洲,比杰弗逊·富兰克林博士、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时的美国,离欧洲更远了。轮船、大西洋越洋电缆和无线电等设施,只会让各方面的接触比帆船时代更加表面和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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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20 与其祖先相比,美国革命以后的美国人,离英国一代更比一代遥远──因此也就离欧洲越来越遥远。杰克逊和克莱的生活在社会和精神上与欧洲的距离,比约翰·昆西·亚当斯或丹尼尔·韦伯斯特与欧洲的距离更为遥远──亚当斯和韦伯斯特这两人完全可以视为英国人,18世纪的英国人。而林肯、格兰特、安德鲁·约翰逊,以及铁路建筑者又比杰克逊和克莱距离欧洲更遥远。接下来,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那批人出现,或洛克菲勒·摩根和卡内基、亨利·亚当斯和林肯·斯蒂芬斯那批人出现,此时的美国诞生了一种新型领袖和营造了一种精神、一种社会大气候,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同时代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想像的──尤其是1900年的英国所不能想像的。当时,英国新闻记者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们说,美国已在心态、习俗和制度上与欧洲越走越远,以至于几乎已不能为欧洲人理解。在那些负责向英国读者报道美国发展情况(笔者亦曾做过多年)的作家和记者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共通的书面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帮助,不如说是一种障碍,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一种有碍于真正理解的致命假象──似乎同样的词句在大西洋两岸有着相同的情感内涵和学理含义,有着相同的所指对象和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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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22 但是英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恰恰凸现了双方所采纳的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从两个不同的基点出发,与完全不同的现实发生碰撞,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情感氛围下行动,两个国家都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两者都基于同样的一个出发点,即任何个人或任何一支团队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或者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而且,不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还是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都赞同混合体制的政府;都认为一方面是被统治者的承认,另一方面是个人的财产权,二者构成了对政府的限制;都认为政治领域的统治应与社会领域的统治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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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26 1776年和1787年的美英保守主义者的共通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奉行共同的原则,还在于他们以自由为基础来构建功能性社会的方法也完全相同。他们所采用的方式相同,考虑了同样的因素,并给予了同样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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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28 保守主义反革命的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与其原则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比其原则还更重要。今天有许多政治作家和思想家都认为原则就是一切,而无需方法这种东西。这是对政治和政治行动的性质的根本误解,而这种误解1776年那一代人是根本不可能犯的。他们懂得,原则若没有制度来实现,在政治上便是无效的,而且对于社会秩序而言也是有害的,就像制度若没有了原则一样。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方法与原则一样重要,而他们的成功既可归功于他们的原则,也要归功于他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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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30 保守主义反革命的方法归根结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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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32 首先,尽管是保守派,但他们却并不想倒退,也不企图复古。他们从不把过去理想化,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现阶段所处的环境也不抱有幻想。他们知道社会现实已经改变。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在旧的原则基础上整合新的社会。他们从不支持任何抹杀既定事实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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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34 正是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复古,才使得开国元勋们显得激进,而这就模糊了其革命本质上的保守性质。他们的社会分析确实真很激进──极端激进。他们从来不接受上流社会的惯例或空中楼阁式的复古梦想,这种复古梦想是基于以下假设:旧的社会仍然发挥其功能,而实际上它作为社会已经瓦解。常有人评论说,伯克在分析现实时与卢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令许多人大为吃惊的是,两者对于现实的评论如此之相似,但伯克竟得出了与卢梭完全相反的政治结论。真正的保守派与真正的革命派对于现实的看法总是一致的。两者都了解政治和社会的本质,而极端保守主义分子或自由主义者则不甚了了。真正的保守派与真正的革命派只是在原则上相背离;一派试图创造或者维护自由,另一派则试图毁灭自由。而保守派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这样做并不会削弱其保守的势力。1776年和1787年的那一代人看到,保守主义实质上并不是企图复古,因为复古与革命一样,都是暴力和绝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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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36 因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英国的激进保守主义者都是立足现在和未来的保守派,而不是过去的保守派。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现实是重商主义体系,而他们的社会制度却是前重商主义社会制度。他们的方法就是要从这一现实出发,去创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重商主义社会。他们要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过去的问题;他们要征服的是下一次革命,而不是上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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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38 其方法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他们并不相信什么被视为楷模的经验或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他们相信的是总原则的大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绝不容许任何妥协。不过他们知道,一项制度解决方案只有在确实能发挥作用时方才可以接受,也就是说制度要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他们也知道,几乎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工具,都可用来服务于几乎所有的理想目标。他们在理论上崇尚学理,但在政治日常事务中却极端实用主义。他们并不试图树立一个理想或者一种完整的结构,他们甚至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细节上会发生自相矛盾。他们所要的只是一个能解决手头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要这种解决之道符合基本原则的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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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40 就英国而言,这种说法很快就能够被接受。尽管,英国是伟大的乌托邦思想的摇篮,是1700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以来最崇尚学理的欧洲国家,但伯克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基础。教条主义被逼到难有其立足之地的境地──伯克态度的归谬,由于对教条主义的惧怕,导致其无任何原则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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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42 然而就美国而言,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开国元勋们确确实实制定了一个蓝图──宪法。不过宪法的精髓并不在于定下种种规则,而是在于约束。宪法只包含几条基本的原则,它需要建立几项基本的制度并制定一些简单的程序规则。费城代表大会的会员之所以反对将《人权法案》纳入宪法,倒并不是由于对其条款的仇视,而是由于他们讨厌以将来作为抵押。然而,《人权法案》条款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以否定式来表述,只规定了什么不应该做,而没有说应该做些什么。开国元勋们的方法及其成功,经典实例便是《西北部条令》。这个条令为整个西进运动提供了法律基础,也为以全新且非常成功的方法来组建疆域和创建新州提供了法律基础。然而,它的目的从来都只是为了相机解决紧急的实际问题。其制定者们既不设想,也不预期25年内边疆扩张会有什么新情况。他们所做的只是一点一滴地逐步制定立即要用的制度,并放松后置于一个宽泛的原则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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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44 此类智慧,可从1776年那一代人的真实经历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代人中至少有三个人具有卓绝的预见力和罕见的洞察未来的能力。杰弗逊是1800年美国惟一一个朦胧预见到西进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使白人定居点遍布整个大陆的人。他的政治思想构建在一个模糊的幻影基础上,他隐约感觉到50年之后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必将有一个伟大的内陆帝国兴起。然而,他却根本没有亲眼目睹工业化大潮的掀起,尽管铁路正是使他对农村的幻想得以成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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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46 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则看到了工业化。他不仅是他这一代人,甚至还包括此后的又一代人中惟一具有工业眼光的美国人。但是,他又认为,美国将永远以阿巴拉契亚山脉为边界,永远将范围局限在紧靠大西洋海岸那些大贸易城市的地区。而伯克则意识到了国际贸易将成为英国未来繁荣兴盛的基础。但是,他未能预见到工业将成为这种贸易的基础,也未能预见到英国的农业必将为之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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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48 费城的宪法制定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见到40年之后奴隶制会成为威胁到他们所构建的这个联邦的重大问题。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奴隶制很快会消亡,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地要消亡。总之,管中窥豹,即便是能够预见到其中一斑的人也为数极少,更没有一个人能够窥其全貌。然而,他们的平均预测水平却并不是很糟糕,而是相当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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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50 1776年和1787年的那一代人同样也未能预见到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伯克本人认为,英国的宪法和英国的自由,依托的是平民院、贵族院和王室的三足鼎立。他本来说过,贵族和王室独立政治权力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还连同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可能意味着英国自由的终结。他所支持的是一个通过普通法能推翻议会法令的司法体系,一种法院能宣布议会法令不符合宪法的体制。而现实生活中,议会已成了最高的立法机构。其反常之处在于,事实上19世纪英国自由的真正维系者──两党制、文官制度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统统都可追溯到伯克,是他创立了前两项制度,并敦促了第三项制度的建立。然而,他却从未想到它们如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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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52 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制宪会议上的主要争执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争执。解决大州与小州之间矛盾的政治算术令宪法制定者们非常引以为豪,如果说宪法制定者们还有什么比此更值得自豪的事,那就是选举总统的各总统选举团之间巧妙的数学平衡式。大州、小州的问题从此再也没有冒过头,而总统选举团也从来没有发挥过其功能。但是在费城,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见到了司法审查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见到有司法审查权存在。而且,他们可能都很憎恶党派制度,它后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且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是自由的极其重要的壁垒。重要而有意义的一点是,不管是司法审查还是党派制度,两者都是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特别政治措施而引入的。前者引入是作为与杰弗逊倾向做斗争的一项党派政治措施,后者引入则是为了反对保守政客而选举杰克逊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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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54 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人(除汉密尔顿一人例外)预见到经济领域里自发秩序的兴起。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把财产看做权力的合法基础,都把财产看做对政府的限制。二者都信奉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都对政治政府的领域加以限制,于是就使得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经济秩序的兴起成为可能。但是,伯克──恰逢伦敦第一家大银行刚刚出现──与杰弗逊意见一致,认为经济统治权掌握在地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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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56 保守主义反革命方法的最后一点便是伯克所谓的“因循习惯”。“因循习惯”(prescription)与“圣化传统”(sacredness of tradition)两者并无任何联系。伯克本人在传统和先例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无情地将其抛弃。因循习惯只是人性不完美这一原则在政治方法领域的一种体现。它只是说人类不能预见未来。他不知道自身将去向何方。他惟一能确知和理解的只是从历史演化而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他必须以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而不是以什么理想社会,作为其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永远发明不了完美无瑕的制度工具,因此要达到目的,人类最好还是以旧有的工具为依托,而不要企图发明什么新的工具。我们知道旧有的工具如何起作用,知道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知道如何利用这个工具并且知道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信赖它。而对于新工具,我们则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十全十美的工具来兜售,我们就能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它们一定不如旧有的工具管用,尽管没有人指望或声称旧有的工具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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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25458 因循习惯不仅是人性不完美信念的一个体现,它也不仅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一切社会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国务活动家与纯粹的政客区分出来。因循习惯还体现了经济的原则;它告诫人们宁可选择简单、廉价和普通的制度,而不可选择复杂、高价和新奇的制度。它是与绝对理性相对立的常识,与表面辉煌相对立的经验和道德良心。它单调乏味、平淡无奇,一点都没有轰动效应──但是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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