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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比较译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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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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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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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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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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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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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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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平等这个话题站在了公共辩论的风口浪尖。关于1%和99%的文章著述不胜枚举。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不平等的程度。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均宣称，将把应对不断上升的不平等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就“全球最严峻的危险”这个问题开展调查，结果发现在美国和欧洲，“对不平等的担忧压倒了其他所有危险”。1然而，我们到底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切实地降低收入不平等？公众对不平等的关切日益加深能否转变为有效减少不平等的政策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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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我在本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能够真正改变收入分配，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我力求以史为鉴，并从分配的角度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基础，从而探寻现在可以采用哪些手段来降低不平等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情绪。世界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但总体来看，我们并不是因为面对着各种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无能为力。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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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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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诊断“病因”。不平等的含义是什么？目前到了何种程度？不平等程度是否曾在某些时期有所下降？如果的确如此，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的成因有哪些？第一部分的各个章节环环紧扣，没有进行单独的小结。不过我在第一部分结尾处撰写了“初步总结”。第二部分提出了15条政策建议，都是各国减少不平等时可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结束时列出了我提出的所有政策建议以及5个“有待探索的观点”。在第三部分，我将分析对前面的政策建议的各类异议。我们能否在不减少就业或降低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能否承担得起旨在减少不平等的项目？“前进的方向”部分将对本书中的政策建议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手段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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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为全书奠定了基础。它探讨了不平等的含义，初步审视了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证据。尽管人们对“不平等”展开了诸多讨论，但这个术语对不同人群的含义不尽相同，所以经常出现概念混淆。人类活动的很多领域里都会出现不平等。人们的政治权利不平等。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甚至经济不平等——即本文的重点——也可以有多种解读。各种目标的本质以及它们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得到澄清。我们关心的是机会不平等还是结果不平等？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值得担忧？贫困应该成为我们的唯一关注点吗？我们摆出关于不平等的数据时，读者们总会询问：这些数据指的是哪些人群中的何种不平等？第1章先展示了经济不平等的总体情况，以及它在过去100年里的变化趋势，这些情况不仅凸显了目前不平等成为重要议题的原因，而且介绍了我们所探讨的不平等的主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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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旨之一是强调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如哲学家桑塔亚那在《理性生活》中所说：“忘记过去必定会重蹈覆辙”，这也许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和其他众多“陈词滥调”一样，也蕴含着真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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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经历不仅设置了一条准绳，供我们判断可以用哪些手段来减少不平等，而且提供了如何将这些手段付诸现实的线索。幸运的是，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的历史研究，近年来突飞猛进。此外就像第2章介绍的那样，描述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状况的实证数据也有大幅改善，使本书的写作得以顺利完成。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中汲取深刻的教训，特别是欧洲在战后数十年间缩小不平等的经历。欧洲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降低不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许多均等化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称之为“不平等转折期”，这些均等化机制（包括许多刻意为之的政策）被终止或反其道而行之。自那以后，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不过就像我对拉丁美洲情况的介绍那样，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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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促使不平等程度在战后降低的力量可以指导我们制定未来的政策。当然跟那时候相比，全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3章审视了当前的不平等经济学。我先从经济学教科书里描述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这两股双生力量的故事入手——它们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工资分配的差距日益扩大。不过后面的讨论就脱离了教科书。技术进步并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反映着社会和经济的选择。公司、个人和政府的选择都可以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收入分配。供需规律可能会对工资水平设置上下限，但也为更多因素发挥作用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我们需要将经济和社会背景考虑在内，进行更深入多样的分析。教科书上的故事主要聚焦了劳动力市场，而没有关注资本市场。过去，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利润与总收入之比曾经是分析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如今，它们应该再次成为分析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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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之后就要采取行动。本书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将它们全部付诸实施将大幅降低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这些建议跨越了多个政策领域，而且不局限于财政再分配——虽然这个领域也至关重要。减少不平等应该成为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在政府体系里，这个问题既涉及科技部部长，也涉及社会保障部部长；既涉及竞争政策，也涉及劳动力市场改革。无论是从工人、雇主、消费者、储蓄者还是纳税人等不同身份出发，个人都应该关心不平等问题。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要想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就必须认真审视社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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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第二部分的前三章研究了不同的经济要素：第4章探讨了技术变革和它对分配的影响，其中包括技术变革与市场结构及抗衡力量之间的关系；第5章探讨了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不断变化的本质；第6章探讨了资本市场及财富分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市场力量及其发挥作用的地点对不平等都有重要影响。或许20世纪的财富分配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在随之发生转移。在近几十年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将权力从劳动力手中转移到雇主手中。跨国公司的壮大以及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强化了公司相对于消费者、工人和政府的地位。第7章和第8章讨论了累进税和福利国家。我提议的措施中有一些是已经被人们广泛辩论的，如回到累进程度更高的收入所得税体系，而其他措施则不那么容易被预见到，如将“参与性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作为社会保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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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抵制日益上升的不平等”这个问题，它的标准答案是支持对教育和技能的持续投资。我对这些措施的讨论相对较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人们已经广泛宣传了它们的重要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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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我支持对家庭和教育进行投资，但是我希望突出一些更激进的政策建议——那些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根基，摒弃在过去几十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的建议。这些建议乍看起来有些古怪或者不切实际。因此，第三部分重点探讨了反对它们的意见，并评估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我们面临的最明显的挑战是，负担不起为减少不平等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在计算具体预算之前，我认为存在着一种更普遍的反对意见，即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再分配是否一定会抑制经济发展？对此，第9章的主题是福利经济学和“缩小的蛋糕”。对于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第二组反对意见是，“这些建议很好，但是当前全球化的程度意味着一个国家无法踏上如此激进的道路”。第10章讨论了这种很严肃的观点。第11章研究了关于这些建议的“政治算术”，即它们对政府预算的影响，并针对英国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有些读者或许可以先读这一部分。我把它放在最后，并非因为我认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这部分分析涉及更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建议开征的税种所能产生的税收数额以及社会转移支付的成本，都取决于特定国家的体制结构及其他特征。因此，我的目标在于解释：经济学家如何评估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并以英国目前可采取的手段为例进行阐述。有些建议不可能进行类似的计算，但是我也会努力大体描述它们会给公共财政造成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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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仅记录了我对不平等的起因和解决办法的思考成果，而且记录了对当代经济学思想现状的反思。吉本斯（Stella Gibbons）在1932年出版的英文小说《寒冷舒适的农庄》中用星号标示出“更棒的段落”（毫无疑问这只是个玩笑），以帮助读者辨认“这个句子富有文学价值还是……一派胡言”。4我曾经考虑过借鉴她的做法，把那些背离传统智慧的段落标示出来，对害怕“胡说八道”的读者起到警示作用。虽然后来我决定放弃使用星标，但还是指出了偏离主流思想的部分。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自己采用的分析方法肯定具有优越性，但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可行的道路不止一条。在英国剑桥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英文同为Cambridge），我所学到的是对经济变化或政策提出这样的疑问：“谁会从中获益？谁会蒙受损失？”如今媒体讨论和政策辩论中往往缺失了此类问题。许多经济模型假设由完全相同的当事人代表进行复杂的决策，还忽略了分配议题，结果没有空间来考虑最终结果的公平性。我认为应该给这些讨论留出空间。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