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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等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平等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差距，即使对最穷的人没有什么好处，也可能要采取措施来减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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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正义论》在道德哲学家中掀起了关于社会公平本质的广泛辩论。与本书相关性最高的，是罗尔斯从获得“初级产品”的角度所构建的公平原则。“初级产品”是指，一个理性的人无论还有其他什么需求，他所应该想要的东西，大体上包括的类别有“权利、机会、权力、收入和财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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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森所说，这个观点使我们远远超越了功利主义，但是未能考虑“（人们）将初级产品转化为美好生活的显著的能力差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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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建议把我们的关注点从初级产品进阶到“能力”，从根据人们的表现而可以获得的机会的角度来定义社会公平。“可行能力法”与“罗尔斯法”的区别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重点关注了在特定环境里，社会产品可以为人们做些什么，譬如考虑到残疾人的上班成本可能高于体格健全的人。它不仅关心已经实现的结果，而且关心机会的多少。森把这一含义的平等视为个人自由的基本要素，他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也是基于这个含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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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可行能力法”拓宽了我们所探讨的社会表现和经济表现的范畴，特别是对25年前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产生了影响（该指数参考教育、平均寿命和收入来确定各国发展水平并进行排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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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而言，“可行能力法”使我们重新回到人们担忧经济资源不平等的工具性理由上来，同时又是基于一系列连贯的公平原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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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下，收入只是许多范畴中的一个，而且应该用环境差异和潜在的机遇来解释收入差异。当然，人们实际获得的经济资源仍然是不公平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本书重点关注不平等的经济范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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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学家必须要对不平等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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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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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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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发表了题为“重新关注遭到冷遇的收入分配”的主席报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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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采用了这个题目，是为了强调收入不平等这个主题在经济学中已经被边缘化。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该主题都被忽视了，而我认为它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我在演讲的开篇处先引用了道尔顿在20世纪初表达的担忧。他谈到作为一个学生，自己对收入分配极其感兴趣：“然而，我逐渐注意到绝大多数‘分配理论’几乎都一股脑儿地在研究‘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他继续说道：“一个和人们的利害关系更直接更明显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分配——要么被拒之教科书之外，要么被一笔带过，好像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质疑的。而无论对生产要素的理论总结还是数据分析都无法解答这个疑问。讲授经济学理论的教授很乐意把这些疑问丢给比他们水平差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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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我研究经济学文献时发现情况依然如此。桑德罗（Agnar Sandmo）描述收入分配的经济学思想史时观察到：“现代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太关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Gerard Debreu）阐述其影响颇广的理论时，‘分配’这个术语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里。”后来他又注意到，经济学理论开始“尽力弥补自己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的忽略。但是从经济学入门教材和关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书籍对各章节的篇幅分配就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仍然没有受到重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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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致浏览一下当今最畅销的教科书，就可以看到它们的结构与过去仍几近相同——对不平等的讨论并没有纳入关于生产和宏观经济的核心章节。譬如，哈佛教授曼昆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章“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非常棒，但它与前面的章节以及配套的《宏观经济学原理》都缺乏关联。或许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把这套教科书压缩成《经济学概要》时，不平等这章根本就没有被选进去。引用作者的话来说，选择标准是“强调那些学生应该而且确实使他们对经济学研究感兴趣的内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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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平等这个主题并不符合标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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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意义是：分配不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核心问题。的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根本就不应该研究不平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就强烈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在所有不利于经济学健康发展的趋势中，最具有诱惑性而且在我看来危害最大的趋势就是关注分配问题……显然，通过增加生产来改善穷人生活的潜力不可限量，而要想通过对现有产量的不同分配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其潜力根本无法与之比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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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强调了经济增长可以对提高全球众多穷人的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未来的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这里的“如果”很重要），那不仅能够降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而且有利于各国内部最贫困的人群。但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我并不赞同他的看法。首先，对当前总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方式对个体确实很重要。分配的差异程度对社会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能花大钱去太空旅行，而有些人却在食物救济站前排队等救济——这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没人负担得起私人太空旅行，而所有人都有钱去普通商店买食物，那么这个社会的凝聚力更强，利益共享的感觉更强烈。其次，生产总量会受到分配的影响。理解收入分配是理解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最近这场经济危机让我们认识到，只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是不够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差异也属于头等重要的议题。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批判了那些主导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异质性是现代经济的根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关心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关系、银行和借贷者之间的关系、员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各种你能说出来的关系……我们所了解的一个事实是：不同类型的主体的目标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获得的信息不同，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同，预期不同，对于经济运行方式的观念也不同。而现有的研究模型把以上这些差异都排除了。”20分配以及个人收入差别并不是经济学的唯一组成部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可言——但它们的确是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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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问题是本书的核心。我力求讲明白如何用它来理解经济运行方式。但首先需要看看我和同事通过“单调乏味的统计调查”得出的结果：我们的社会到底有多不平等？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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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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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和图1.2分别总结了美国和英国在过去100年里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我首先描述了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下一节将更详细地介绍家庭收入的定义。以美国为例，现在我们可以将人们在所得税申报表上填写的数字视为家庭收入。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这个综合指数的数值范围在0—100%之间，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康拉多·基尼（Corrado Gini）普及的。21正如前文讨论的那样，这个系数隐含着分配权重，但无数使用这个系数的研究者可能不太了解权重的具体情况。事实上，在使用基尼系数时，收入分配最底层的四分之一人群获得额外一美元时，其权重为最顶层四分之一人群获得额外一美元时所赋权重的三倍。22从漏桶实验的角度来看，即使一个人获得的转移支付损失三分之二，仍然可以认为这一转移支付是合算的。因为基尼系数被广泛使用，而且能找得到的统计数据都是用它来表述的，所以我在本书中仍然采用了该系数，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个系数将整体分配情况转化成了一个数字，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转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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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13—2013年美国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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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以家庭规模均等化（调整）处理后的家庭总收入为基础，用基尼系数衡量了不平等的总体水平（即图中用正方形表示的部分）。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所占比重用三角形表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比重用×表示。参照右侧比例尺，图中的菱形代表收入前十分位人群（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全职工人中位数收入（即收入分配的中间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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