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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发表了题为“重新关注遭到冷遇的收入分配”的主席报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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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采用了这个题目，是为了强调收入不平等这个主题在经济学中已经被边缘化。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该主题都被忽视了，而我认为它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我在演讲的开篇处先引用了道尔顿在20世纪初表达的担忧。他谈到作为一个学生，自己对收入分配极其感兴趣：“然而，我逐渐注意到绝大多数‘分配理论’几乎都一股脑儿地在研究‘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他继续说道：“一个和人们的利害关系更直接更明显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分配——要么被拒之教科书之外，要么被一笔带过，好像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质疑的。而无论对生产要素的理论总结还是数据分析都无法解答这个疑问。讲授经济学理论的教授很乐意把这些疑问丢给比他们水平差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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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我研究经济学文献时发现情况依然如此。桑德罗（Agnar Sandmo）描述收入分配的经济学思想史时观察到：“现代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太关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Gerard Debreu）阐述其影响颇广的理论时，‘分配’这个术语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里。”后来他又注意到，经济学理论开始“尽力弥补自己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的忽略。但是从经济学入门教材和关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书籍对各章节的篇幅分配就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仍然没有受到重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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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致浏览一下当今最畅销的教科书，就可以看到它们的结构与过去仍几近相同——对不平等的讨论并没有纳入关于生产和宏观经济的核心章节。譬如，哈佛教授曼昆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章“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非常棒，但它与前面的章节以及配套的《宏观经济学原理》都缺乏关联。或许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把这套教科书压缩成《经济学概要》时，不平等这章根本就没有被选进去。引用作者的话来说，选择标准是“强调那些学生应该而且确实使他们对经济学研究感兴趣的内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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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平等这个主题并不符合标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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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意义是：分配不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核心问题。的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根本就不应该研究不平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就强烈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在所有不利于经济学健康发展的趋势中，最具有诱惑性而且在我看来危害最大的趋势就是关注分配问题……显然，通过增加生产来改善穷人生活的潜力不可限量，而要想通过对现有产量的不同分配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其潜力根本无法与之比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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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强调了经济增长可以对提高全球众多穷人的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未来的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这里的“如果”很重要），那不仅能够降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而且有利于各国内部最贫困的人群。但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我并不赞同他的看法。首先，对当前总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方式对个体确实很重要。分配的差异程度对社会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能花大钱去太空旅行，而有些人却在食物救济站前排队等救济——这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没人负担得起私人太空旅行，而所有人都有钱去普通商店买食物，那么这个社会的凝聚力更强，利益共享的感觉更强烈。其次，生产总量会受到分配的影响。理解收入分配是理解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最近这场经济危机让我们认识到，只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是不够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差异也属于头等重要的议题。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批判了那些主导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异质性是现代经济的根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关心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关系、银行和借贷者之间的关系、员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各种你能说出来的关系……我们所了解的一个事实是：不同类型的主体的目标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获得的信息不同，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同，预期不同，对于经济运行方式的观念也不同。而现有的研究模型把以上这些差异都排除了。”20分配以及个人收入差别并不是经济学的唯一组成部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可言——但它们的确是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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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问题是本书的核心。我力求讲明白如何用它来理解经济运行方式。但首先需要看看我和同事通过“单调乏味的统计调查”得出的结果：我们的社会到底有多不平等？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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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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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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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和图1.2分别总结了美国和英国在过去100年里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我首先描述了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下一节将更详细地介绍家庭收入的定义。以美国为例，现在我们可以将人们在所得税申报表上填写的数字视为家庭收入。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这个综合指数的数值范围在0—100%之间，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康拉多·基尼（Corrado Gini）普及的。21正如前文讨论的那样，这个系数隐含着分配权重，但无数使用这个系数的研究者可能不太了解权重的具体情况。事实上，在使用基尼系数时，收入分配最底层的四分之一人群获得额外一美元时，其权重为最顶层四分之一人群获得额外一美元时所赋权重的三倍。22从漏桶实验的角度来看，即使一个人获得的转移支付损失三分之二，仍然可以认为这一转移支付是合算的。因为基尼系数被广泛使用，而且能找得到的统计数据都是用它来表述的，所以我在本书中仍然采用了该系数，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个系数将整体分配情况转化成了一个数字，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转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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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13—2013年美国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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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以家庭规模均等化（调整）处理后的家庭总收入为基础，用基尼系数衡量了不平等的总体水平（即图中用正方形表示的部分）。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所占比重用三角形表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比重用×表示。参照右侧比例尺，图中的菱形代表收入前十分位人群（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全职工人中位数收入（即收入分配的中间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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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13—2013年英国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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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的总体水平（即图中用正方形表示的部分）。在早期数据（图中用空心正方形表示）里，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税后收入，没有用纳税单位的规模进行调整。在后期数据（用实心正方形表示）里，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可支配家庭收入，并用家庭规模进行了均等化（调整）处理，所以数值较低。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百分比（用三角形表示）在20世纪80—90年代有所上升。其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1990年税收体系发生了变化，纳税单位从夫妻变成个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比重（用×表示）是指可支配家庭收入经均等化处理后低于英国家庭中位数收入60%时，生活在这类家庭中的个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参照右侧比例尺，图中的菱形代表收入前十分位人群（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全职工人中位数收入（即收入分配的中间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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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描述了总体不平等的长期变化，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变。20世纪中叶，它的收入分配似乎随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平均。196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赫尔曼·米勒（Herman Miller）称，“知名经济学家持这种观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编辑也表示认同”，他援引了《财富》杂志的内容，认为“尽管没有一个脑袋被挑在枪尖，也没有一个火车站被占领”，但分配革命仍然发生了。24基尼系数比1929年的最高点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美国不平等的整体水平没有太大变化，由此产生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亚伦（Henry Aaron）的著名笑话。他说追踪美国的收入分配数据“就像观察青草生长一样”。随后到了80年代，青草开始疯长。这是美国的“不平等拐点”。在1977—1992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4.5个百分点左右，1992年之后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平等的总体程度没有回到爵士乐时代，但是已经相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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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分配的顶端，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79年到1992年上升了50%，到2012年，他们的比重几乎比1979年高出一倍。即使将收入税调整造成的影响考虑在内，这种增幅仍然相当惊人（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导致了收入在公司部门和个人税收返还之间的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前，收入最高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前50年里整体呈下降趋势。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一战”期间——虽然该比重在喧嚣的20年代重新上升，但紧接着在1929年大崩盘之后和“二战”期间再次下降。如今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回到了百年前的水平。这个人群占有了美国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收入是按比例分配得到的收入的20倍。此外，这个人群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相当高：其中的1%收入最高的人（即0.01%收入最高的人群）拥有这个群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意味着占总人口万分之一的人群拥有总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美国分配曲线的上尾与俄罗斯套娃有些相似：无论我们如何对收入分配进行切割，剩下的收入最高的人群里依然表现出同样高的不平等程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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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的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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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比较英国的经历和美国的不平等变化情况？经常有人认为，英国就是对美国的模仿，只要借用描述美国不平等状况的图表，并把标题里的“美国”换成“英国”，就可以得到描述英国状况的图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如图1.2所示，反映英国整体不平等状况的序列数据开始于1938年。“二战”后的不平等程度比1938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左右。读者看这些图表时应该把焦点放在不平等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上。由于两国测量收入的方式不同，所以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并不是完全可比。随后，英国的整体不平等程度在80年代开始上升。它在1979年之后也经历了类似的“不平等拐点”。收入最高人群的收入比重起初持续降低，到70年代末又开始调头上升。1919年，1%最高收入人群占有总收入的19%，这个比重在1979年下降到6%左右，但自那以后几乎翻了一番。现在英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不及美国，但仍占到英国总收入的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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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60年罗伯特·索洛撰文探讨收入分配时特别强调“在20世纪，英美两国的不平等变化情况表现出相似性”，也就在意料之中了。26但是从那以后，两国的情况渐行渐远。80年代英国总体不平等的上升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在1979—1992年间，英国的基尼系数上升约9个百分点，是美国的两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92年之后，英国的不平等程度仅仅略有上升——2011年，其基尼系数几乎和20年前一模一样。时间变化模式的差异和不平等的总体上升情况表明，英美两国走过的道路并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为我们了解影响不平等的基本力量提供宝贵信息。研究“双重差分”——不同国家随时间推移出现的差异——为我们解释不平等程度加深的原因提供了极富价值的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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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里，在用基尼系数衡量英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时，基尼系数没有上升——关心英国的读者或许会感到些许安慰。然而，它的不平等程度仍然显著地高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水平。要使不平等程度回到披头士还活跃的那个年代的水平，基尼系数必须再降低约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我们只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这个目标，基于对税率和政府支出的合理假设，要想使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35%下降到25%，那么税率的上调幅度必须达到收入的16%。27这样大的调整幅度指明了一个事实：仅仅依靠财政手段无法降低不平等程度，一旦我们将大幅调高税率可能对激励产生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个结论还将进一步强化。有鉴于此，本书提供的政策建议都以降低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目标，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旨在降低不平等的激进政策必须让所有政府部门都参与进来。就目前而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挑战的严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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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不平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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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一系列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进行比较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图1.3展示了各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经均等化处理后得到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按首字母排序涵盖了从澳大利亚到乌拉圭等国，从人均总收入来看涵盖了从印度到美国等国。进行这种比较并不容易，下一章将详细讨论其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