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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接近50%，几乎比图上端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高出一倍。而南非的基尼系数接近60%，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也很高，都在40%以上。美国和英国排在以色列之后，其中美国的基尼系数低于图1.1中的数值，这是因为后者计算基尼系数时使用了税前收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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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比较表明了要想扭转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上升趋势，我们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对英国来说，它的基尼系数要下降10个百分点才能达到荷兰的不平等水平。对美国来说，它的基尼系数要下降7.5个百分点才能达到法国的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的差距较小。自1980年开始，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上升了4个百分点，也可以把法国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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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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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的计算是基于均等化处理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瑞典的基尼系数是23.7%，南非的基尼系数是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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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否是唯一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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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介绍的是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证据。曾在社会保障领域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哈佛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大声疾呼：“应该把重点放在消除贫困上，而不是总体收入分配或不平等的普遍程度。”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29我很认同他对收入底层的关注。正是20世纪60年代贫困重现英国的事实，具体来说是布莱恩·亚伯-史密斯等人（Brian Abel-Smith和Peter Townsend）于1965年平安夜出版的《穷人和最穷的人》，引导我开始研究贫困并出版了第一本书《英国的贫困与社会保障改革》。30在50年后的今天，与贫困的抗争明确写进政治日程，各国政府为此设定了清晰的目标。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社会发展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之后，爱尔兰政府提出了全国性减贫目标，将其纳入1997年全国反贫困战略。1999年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政府制定了消除儿童贫困的官方目标，希望在2020年之前完全消灭儿童贫困。布莱尔的继续任者戈登·布朗推出了《儿童贫困法2010》，使这个宏大的愿望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欧盟在《欧盟2020战略》里也制定了相关目标，希望将物质极度缺乏的贫困人口和“失业家庭”的人数至少降低2000万（目前欧盟的总人口约为5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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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裕国家的愿望良好，但它们在减贫行动上却进展缓慢。图1.1和图1.2展示了英美两国的贫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美国从购买力的角度出发制定贫困线，且始终没有调整过，这与英国和欧盟制定贫困线的方法不同。32因此，美国的官方贫困率从1948年的33%下降到1964年的19%，也就不足为奇了——林登·约翰逊总统于当年发起了“向贫困开战”运动。随后，美国的贫困率持续下降至60年代末，但自那以后几乎没有更多改善。随着人口的增加，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在上升，目前美国有4500万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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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贫困线用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比例来表示。在1992—2011年间，贫困率从22%下降到16%（参见图1.2）。这种变化始于约翰·梅杰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而且贫困率的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表明减贫完全可以变成现实。那么，这是否足以证明“聚焦贫困”战略具有合理性？在英国贫困率下降的同时，最高收入所占的比重显著飙升。新工党政府对人们变富的趋势“极度放松”。然而，虽然过去20年的减贫成果值得褒奖，但英国贫困率仍然高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水平，而那时的人们已经认为贫困率高得惊人。1965年“儿童贫困行动小组”成立时，贫困率比现在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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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盟的贫困风险率（at-risk-of-poverty rate）有所抬头。33社会保障委员会在2014年的报告中称，“关于欧盟生活水平和收入条件的最新数字表明，欧盟在实现欧盟2020年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目标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与此相反，“自2008年起，欧盟28国的贫困人口或遭受社会排斥的人口增加了670万，总数达1.242亿，相当于每四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在贫困或社会排斥中挣扎。在2011年和2012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欧盟成员国的贫困人口和社会排斥人口数量上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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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我看来，富裕国家需要志向再远大一些，超越当前推行的战略才能根除贫困。我们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认识到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相互联系：经济学往往假设个体（或家庭）的经济财富之间不存在相互依赖性，或低估这种相互依赖性，但是正如约翰·邓恩（John Donne）所说的，“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能自全”。分配顶端发生的情况会影响到底层。托尼在一个世纪前写道：“被有思想的富人称为贫困问题的，有思想的穷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富裕问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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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更实用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问各国能否在最高收入比重高企的情况下降低贫困率。为了检验事实是否如此，我在图1.4里汇总了15个OECD成员国的证据。图中的直线将国家分为高于中位数的国家和低于中位数的国家。在这15个国家里，有11个国家位于右上角或左下角。只有瑞士的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高于中位数，但贫困率低于中位数。高贫困率往往与高收入人群的高占比相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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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拉大的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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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10年特定国家的贫困率及最高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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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0年，美国的相对贫困率（收入低于中位收入60%的人口占比）为24.7%，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为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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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标题用“差距”两字强调了一个显而易见但是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经济结果差异都表示存在不合理的不平等现象。有些人的薪水比别人高是完全合理的，譬如工作时间长、工作辛苦或工作职责重等。在造成工资差异的合理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人们因为自己的工作需要更多技能而投资接受了相关培训。这种用“人力资本”来解释工资差异的说法由来已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明确写道：“为了接受教育而付出大量劳动或时间代价的人……他必然会期望自己的薪酬高于普通水平……他的全部教育支出，至少要获得等值资本的普通利润。”这几句话简明扼要地解释了造成大学生工资溢价的潜在原因，不仅阐明了为什么工资差异并不一定表示存在不平等，而且说明了为什么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工资差距。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投资人力资本后得到的收入完全可能高于（或低于）普通的资本利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专业人士的收入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看起来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实际收入差异明显超过用来补偿所需额外资本投资的收入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差异确实构成了不平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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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和图1.2（前十分位收入）描绘了美国和英国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最容易理解它们的方式是，设想全部有收入的人按照收入高低排成一列，然后统计员将他们分为十列，让每一列的第一个人站出来。第六列中的第一个人就是中位数，即位于正中间的人，而最高列中的第一个人就是前十分位。图1.1和图1.2展示了每年前十分位的收入与中位数收入之比。因此可以看到，1952年美国前十分位的收入为中位数收入的150%。这张图追溯了过去的情况，它所展示的时间跨度远远超过了研究工资差距时通常选用的时间跨度，后者往往将研究重点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然而，我们应该将近几十年的情况放到历史背景下来审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发现，美国高收入人群比重上升的时间远远早于1970年。在1952—1972年间，前十分位相对于中位数的比重从150%上升到194%，其上升幅度相当于1972—2012年间的情况。英国则恰恰相反。它的收入差异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开始扩大，但是从60年代中期至1979年，前十分位的收入相对于中位数收入反而下降了。下一章将详细讨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不仅英国收入不平等发生变化的时间和路径不同于美国，而且总体上升幅度也小于美国——这与我们观察到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恰好相反。英国的工资差距上升幅度低于美国，而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幅度却超过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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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英美两国战后不平等情况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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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描述的情景远比“不平等上升”这种简单的表述复杂得多。表1.1总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及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差异。它们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平等的决定因素。我们可以从表1.1中圈出的部分学到不少东西。尽管美国的工资差距在50年代和60年代有所扩大，但它如何能使其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大致保持稳定？英国如何在1965—1979年间缩小了工资差距？为什么英国的收入不平等在80年代直线上升？下一章将回答这些问题，并介绍其他OECD成员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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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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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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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研究了关于不平等的初步证据。在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平等之前，我们需要先后退一步来澄清统计数据背后的概念。不平等有诸多维度，有些重要维度现在已经被遗漏。事实上，即使在本章涉及的领域里，读者也有充分的理由想知道它们到底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图1.1和图1.2这样的图会让人们感到疑惑：我们研究的到底是哪些人群中的什么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