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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群中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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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分析了家庭，并在探讨工资时分析了个人的情况，不过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分析单位。家庭可以包含不同的小家庭，而且小家庭内部可能是由好几代人组成的。应该选择哪些人作为分析对象？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家庭成员公平分享家庭资源的程度。如果家庭资源完全共享，那么前文描述的基于家庭收入总额的计算方法是适宜的。如果不是完全共享，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考虑其他构成家庭的支出单位，或核心家庭。在每个家庭中，已经成年但仍住在家里的孩子应该区别对待。与子女同住的年迈父母也构成单独的家庭单位。多年以来，英国都是以这种小家庭为单位来计算贫困率，由此得出的数字高于图1.2中的数字，但是增长趋势较为缓和。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贫困率之所以较高，是因为它假设家庭里的不同家庭单位都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另一方面，现在的计算方法假设家里的所有资源完全共享，这可能低估了真实的贫困程度。它可能会掩盖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引发的贫困。换言之，如果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年轻人重新回到家里与父母共同生活，那么基于家庭的测量方式可能会掩盖不平等的上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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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单位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多少收入用来共享，而且取决于我们对资源控制情况的认识以及我们是否关心个人的依赖程度。假如我们相信年轻人应该独立于父母，那么就有理由采用内部家庭单位，以成人和他们未独立的子女为基础进行计算，但不包括仍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成年子女。这种方法会提高测出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因为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虽然会放在一起，但并不考虑资源的共享。公共讨论中经常忽略这个问题。虽然人们会提到“福利依赖”，但不会提到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然而过去，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确保老年人实现经济独立，这样他们就不用依靠子女生活。我们应该从家庭还是小家庭单元的角度出发来衡量不平等或贫困，这个看似纯粹的统计数据问题背后隐藏着社会价值观和人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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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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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用根据家庭规模和家庭构成调整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了英国的总体不平等，图1.1则是使用税前收入计算的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图1.5概述了家庭收入的构成，我将它称为“家庭收入指南”。有些读者会发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概念，令人感到困惑——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指南在本书的许多部分都非常有帮助。附录的词汇表中也介绍了这些术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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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家庭收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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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是从整个家庭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所以必须将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加起来。一个低收入者的配偶可能收入较高，譬如教会的牧师可能会娶个投资银行家太太。这个指南里只列出了两个家庭成员，但实际上家庭成员的人数可能不止于此。家庭收入不仅包括工作所得的工资薪酬，而且包括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这部分收入来源与工资薪酬的差别在于，它不仅包括工作时间的回报，还包括投资回报）。此外，我们加入了储蓄收入，其表现形式可能是银行存款或债券的利息、股票分红或自有房产的租金等。另外还有养老金等私人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政府的国家转移支付。这些共同构成了家庭总收入，从中再减去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直接税，就得到可支配收入。指南里描述的第二个阶段考虑了家庭规模及构成方面的差异。一个家庭的收入用来抚养一双子女时当然比完全归一个人支配时显得要少。我的一个同事曾说过“家里有两个孩子时，原本只需要花一便士的面包就得花四便士（除了他和孩子，妻子也得吃一个面包）”。事实上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所以根据不同家庭规模来调整家庭收入并不是按人头来算的。我的同事不用买四个中央供暖锅炉。相应的，由于并不是所有支出都会按人数成比例上升，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等价尺度”（equivalence scale）这个概念。一个简单的等价尺度是家庭规模的平方根，即用四口之家的收入除以2（2是4的平方根），但之前展示的统计数据使用的比例略微复杂些（我们使用了众所周知的修正后的OECD比例），将第一个成年人的比例设为1，随后的成年人比例为0.5，每个儿童的比例为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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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这个指南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经家庭规模和家庭构成调整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组成，以下将这种处理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称为“均等化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不过这个指南的作用远非于此。我们可以从图1.5中看出可能用来解释家庭收入变化的各种要素。但首先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图1.5中列出的收入项目是根据什么原则？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的“收入”定义是：收入是特定时期内各种家庭进项的总和，其中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或者，收入等同于家庭收入的净值不变（即无须减去扣除债务之后的资产价值）时家庭的消费极限。这个定义全面涵盖了收入的所有进项，而且超越了绝大多数为了征收收入所得税所定义的“收入”范畴。从理论上说，收入还包括所有实物进项，如自家菜园里种植的蔬菜（不过税务部门通常不会对它们感兴趣），显然还包括工作岗位上获得的实物福利，而且这些福利可能还不少。从理论上说，收入应包括房屋所有者从住宿服务中获得的实物收入，拥有房屋本身并不会产生现金收入，但是它避免了租金方面的开支，所以其效果相当于获得收入。因此，采用全面的收入定义意味着我们应该计入“估算租金”。这一项收入已经列入了国民核算（详情请参见第2章），而且价值不菲。2012年英国的“估算租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左右。这种思路也适用于家具、家用信息技术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等资产，但它们的数量影响要差得多。估算租金没有纳入之前引用的分配数据，但它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改革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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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数据中还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实物收入来源，即医疗、教育和社会保健等公共服务的价值。图1.5中列出了这部分，并且将它们加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上，得出“扩展后的家庭收入”。公共服务很难定价，但毋庸置疑它们增加了家庭可获得的资源。譬如，假如政府不提供公共教育，那么父母就必须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并从可支配收入中支出相应的学费。各国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程度不尽相同，所以缺少这部分内容会影响对各国不平等程度的比较。后面的章节会探讨，虽然分配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但在公共支出较少的国家，私人支出较高。如果用政府的成本来为公共服务定价，那么欧洲国家测算出来的“扩展后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将明显低于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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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收入”的全面定义意味着要将资产价值的所有变化都考虑在内——事实上资产价值可能会在测算期内上升或下降。这些变化并没有体现在国民收入的测算中，但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中，无疑影响着家庭的支出能力。如果你的股票在年内上涨，那么就算你把股票上涨收益都花掉，家庭的资产净值也丝毫不受影响。我们需要区分应计收益（或应计损失）和实际收益（或实际损失）。前者是账面收益，后者是出售资产后获得的现金收益。实际收益通常要纳税，并出现在部分收入—分配统计数据里。资本收益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测算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时。如果不计入资本收益（如图1.1所示），那么2012年美国1%最高收入人群拥有全国总收入的19.3%，但是如果将实际资本收益考虑在内，那么这个比重要上升约3个百分点，达到22.5%。39实际收益低于应计总收入时（这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卖掉所持有的股票），那么不平等的上升幅度就被低估了。在另一方面，这种测算方法没有考虑通货膨胀，而且在测算货币收益时高估了实际所得。如果在测算期间价格水平上涨，那么资产的购买力（又被称为“实际价值”）会下降。因此，假如你的股票从1000美元上涨到1200美元，那么资本收益为200美元，但是如果在此期间价格水平向上浮动了10%，那么实际收益只有100美元。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收入的全面定义是指净值不变，即实际价值不变。任何持有资产的人都会蒙受通货膨胀带来的资产损失。如果一个人的银行账户没有产生利息，那么相当于损失了与通胀相当的购买力。与此相反，他在负债方面却会有所收益，因为从购买力的角度来说，他的还款义务也降低了。人们很少用通货膨胀来调整收入——我对此一直非常吃惊——然而通货膨胀对小储户的影响相当明显，即使物价小幅上涨也会导致他们的财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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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不平等的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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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收入和工资方面探讨了结果分配，但是这些都可以被视为通向最终目标的途径，它们本身并不是目标——这是非常合理的。在乔治·埃略特的《织工马南传》中，马南从数金子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绝大多数人关注的远不止自己的银行账户——后来马南也是如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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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最终目标是消费，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虽然比尔·盖茨在评论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时认同该书的主要结论，但是批评作者“完全忽略了消费”。41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消费而不是收入，那么关于不平等和贫困的结论可能会截然不同。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认为“美国官方基于家庭收入的贫困数据表明，向贫困宣战以失败告终……然而基于家庭消费估算的贫困率却表明，它赢得了这场战争”。布鲁斯·梅耶尔（Bruce Meyer）和詹姆斯·苏利文（James Sullivan）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放弃基于收入的传统贫困测算方式，转而采用基于消费的测算方式，并且重要的是根据价格指数的偏差进行调整，那么在1960—2010年间，贫困率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其中1980年以后贫困率下降了8.5个百分点”。42就总体不平等而言，克鲁格等人（Dirk Krueger和Fabrizio Perri）认为，“近期美国收入不平等有所上升，但消费不平等并没有相应的上升”。不过其他作者的结论与此不同。有学者（Orazio Attanasio、Erik Hurst和Luigi Pistaferri）的研究发现：“在1980—2010年间，美国消费不平等的上升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相当。”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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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和研究收入不平等一样，我们需要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一些问题。首先，消费研究测算了什么？我们观察的不是消费，而是消费支出——就像上文讨论房屋所有者自住服务那样，这两者是不同的。在住房方面，消费超过消费支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家庭购买耐用品后，在特定时期内的消费支出就超过了消费。不同学者就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测算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其次，使用消费支出测算不平等的准确度如何？众所周知，烟酒等物品的消费情况在消费研究中没有得到如实反映。那么消费的总体情况又如何？关键问题是，实际情况没有被如实反映出来的程度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阿吉亚尔等人（Mark A. Aguiar和Mark Bils）指出，如果美国消费不平等的上升程度低于收入不平等，那么它的镜像是“储蓄差距不断拉大且有利于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报告显示，在1980—2007年间，高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从25%上升到38%，而同期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他们认为，这些隐含的储蓄率令人“无法置信”。44事实上，研究中报告的消费总支出相对于国民核算中估算的消费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1992年至21世纪初，该比例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现在研究中报告的比例稳定在78%左右，但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研究的时间段延长时得出的发现有所不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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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对人口覆盖情况提出相似的疑问。克鲁格等人发现消费不平等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仅限于所调查人口的子样本，其中排除了所有农村家庭、户主小于21岁或超过64岁的家庭、税后劳动收入和转移支付之和为零的家庭以及周薪低于最低工资一半的家庭。这与描述全部人口收入不平等的数字完全没有可比性。费希尔等人（Jonathan Fisher、David Johnson和Timothy Smeeding）在研究美国的全体人群时发现，“在1985—2006年间，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上升幅度基本一致，但是在大衰退（即2006—2010年）期间有所分化”，2010年的消费不平等程度低于2006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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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消费还是收入作为研究对象取决于分析目的。在测算贫困率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选择以下两个不同概念中的哪一个。第一个概念关注了“生活水平”，另一个关注了“获得最少资源的权利”。从历史上来说，贫困研究通常采用第一种方法，测算收入的研究也是如此，因为低收入者能用来储蓄的钱不多，所以收入就为测算消费提供了很好的基础。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研究者（也是巧克力生产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将贫困线设定为刚刚能“获得仅能维持体能的最少必需品”，并据此来比较家庭收入。47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移到对贫困的更宽泛的定义上，这种定义以人们参加社会生活的能力为基础。接下来，人们日益关注获得资源的最低权利这一概念，如何使用此类资源则取决于个人的决策。我们以测算男性和女性贫困为例来阐述这两种方法的差别。由于女性的平均营养需求相对男性较少，所以在“生活水平”法中，为男性和女性设定不同的贫困线是完全合理的。美国早年间设定官方贫困线时也的确采用了这种思路。1963年，奥珊斯基（Mollie Orshansky）为65岁以下非农人口设立的贫困线是男性每年1650美元，而女性只有每年1525美元。48但这种差异在“最低权利”法中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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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费支出作为贫困或总体不平等的指标时，可能会有人提出以下反对意见：支出和收入一样，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消费的过程中，即从货币转变为商品和服务的活动中，可能出现重大的不平等，如因为价格不同，导致人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情况有所差别。譬如，有观点认为“穷人付的价钱更高”，因为他们主要光顾社区里的商店而不是城外的超市。譬如，房东把房子租给低收入租客时，后者可能要在能源方面多花钱，因为他们必须使用投币收费器。某些商品和服务无法供应时可能导致不平等。随着社会富裕程度不断提高，商店可能不再出售廉价商品或质量略差的商品。在有些地区可能享受不到一些服务，如银行交易业务。信用评分系统将穷人排挤出申请银行贷款的行列。在对不断变化的消费不平等模式得出任何结论前，我们都应认真地全盘考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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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人们提出了以下建议：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某些特定稀缺产品”的分配——耶鲁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称之为“特定平等主义”。他以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为例阐述了这类产品。49同样，欧洲从2009年开始在测算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方法中引入了关于物质剥夺的指标。在欧盟2020反贫困和社会排斥目标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其中之一是“严重剥夺”，它的定义是如果在九项列表里有四项强制性缺乏（enforced lack），那么就属于严重剥夺。这九项包括“购房未出现逾期欠款”，“买得起肉、鸡和鱼类等食物”，“房间里能保障充足供暖”等。50托宾列出的清单和欧盟清单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前者包含教育和医疗，而欧洲认为提供这些服务主要是国家的职责。在另一方面，收入分配顶端也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指标：“自愿排斥”，指富人放弃政府提供的服务而选择私人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能力。用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里的话来说：“如果最富有的社会阶层感到他们有能力脱离社会的共同命运，用他们的钱买到公共机构之外的服务，那么这也是一种社会隔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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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本质具有多面性，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各种关注，这意味着用消费支出作为测算不平等的指标并不比用收入作为指标更具优越性。我将继续用收入这个指标来显示对资源的潜在控制。事实上使用收入指标意味着对资源的使用不仅局限于消费。我们在测算不平等的程度时，不仅仅关注富人的消费情况——这固然很重要——而且也关注通过财富传递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影响自己的家人，如通过财产的继承，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控制媒体或影响政党。慈善捐款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把一个硬币放进桶里所传递的权力微乎其微，而建立慈善基金则可能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盖茨基金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影响力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它所代表的使用权力的情况，是无法用消费指标来衡量的。收入的确是服务于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它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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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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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分配中处于何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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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芭芭拉·伍顿曾经写道，是一件小事促使她写下《工资政策的社会基础》）——她发现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供人骑行的大象赚到的钱和她这位资深大学教师一样多。52我经常揣测这种比较是否有意义，但毫无疑问，人们都希望了解自己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哪个位置。53此外，许多人对自己所处位置的估计毫无疑问都低于实际情况，特别是那些接近分配顶端的人。发明“收入排队法”（parade of incomes）来表示收入分配的荷兰经济学家简·彭（Jan Pen）说：“我曾经问过一名内科专家，他认为多少人的收入会排在自己前面——他的收入或许能挤进收入金字塔最上面的0.3%——他想了想说20%吧。”54就在最近，波利·汤因比等人（Polly Toynbee和David Walker）对伦敦的顶级律师和银行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些人轻轻松松就能列入1%最高收入人群，但在他们心目中能进入前10%的收入是实际情况的4倍。汤因比等人还让他们设定一个贫困线标准，这个精英群体设定的门槛“略低于总收入中位数，这意味着普通人的收入在他们眼里就相当于贫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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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通胀率低位运行，关于收入分配的数字也会迅速过时，不过了解一下2013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还是可以让读者大致有个概念。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51939美元，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14.5%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为年收入23834美元（相当于收入中位数的46%）。这些数据使用了税前收入，没有包括食物券等非现金福利的价值。如果通过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观察收入分配上层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收入达到15万美元就可以进入收入最高的10%，约合收入中位数的三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赛茨采用的定义略有不同，他的估算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在40万美元左右时即可进入1%最高收入人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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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官方数据表明，在2012—2013年间，根据家庭规模和构成调整后的家庭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数分别为15300英镑（一个人构成的家庭）、22950英镑（一对夫妻构成的家庭）和32125英镑（一对夫妻加一对子女构成的家庭）。对英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比较时，请切记英国的数据里扣去了直接税，而美国没有。英国的贫困线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60%，所以个人的年收入贫困线为9180英镑。英国收入分配的上尾分散程度低于美国，家庭收入达到收入中位数的两倍，即可挤进10%最高收入人群（即一对夫妻加一对子女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达到64250英镑）。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