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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特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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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二战”期间，绝大多数国家1%最高收入的比重（左轴）及整体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衡量，以右轴上的百分比表示）都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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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特别之处在于，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情况更为普遍。在有些国家，收入不平等下降是由战争的“混乱”和他国占领造成的，或是由战后措施带来的结构转变造成的。但是即使在政府执政未被战争中断的某些国家里，新兴的社会意愿及增强的社会团结感也引发了重大转变。这些变化促使英国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推出了《1944年教育法》，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正如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在描述战争期间的社会政策时所说：“在‘二战’结束前，政府已经……承担了直接关注人民医疗和福利的职责，并制定出相关措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与30年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221945年工党当选组成战后政府。它根据贝弗里奇的建议创建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及统一的国家社保体系。在美国，克劳迪娅·戈尔丁等人（Claudia Goldin和Robert Margo）重点强调了以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的形式干预劳动力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把工资差距的缩小描述为“大压缩”。23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研究则关注了罗斯福总统的其他新政及“二战”政策，以及工会作用的强化。24不过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收入不平等缩小的现象持续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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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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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美国的收入分配很快开始拉大。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美国最高收入人群比重上升的现象可以追溯到1951年。这与全球化或新兴的计算机技术没有任何关系，早在商业计算机投入运行之前，薪酬分配的差距就已经开始拉大——第一台商业计算机正是于1951年问世的（即英国的Ferranti Mark 1和随后美国的UNIVAC 1）。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家庭收入不平等并没有伴随薪酬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上升。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80年代，家庭收入不平等才开始上升。我们往往认为薪酬差异会导致收入不平等自动加剧，但美国在战争刚结束后几十年里的经验表明，这个链条完全可以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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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再回到家庭收入指南（即图1.5）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可以看到，指南中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确保了不断拉大的个人收入差异不会导致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第一个阶段是从个人收入到家庭总收入，这在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1980年完成的研究“转型中的美国经济”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妇女大量涌入就业市场，特别是已婚育有子女的妇女”。1947年，（与丈夫同住的）已婚妇女中有大约五分之一（22%）通过劳动赚取薪酬。30年后，这个比例已接近一半（47%）。25家庭收入的构成因此发生改变。这对不平等产生了什么影响？家庭总收入的分配要取决于丈夫和妻子的收入的相关程度。同样，劳动参与率提高造成的影响取决于哪些人进入了劳动力队伍。不平等程度可能会被缓解也可能加剧。看起来战争刚刚结束时，劳动参与率上升提高了处于分配下层的家庭的收入。南·麦斯维尔（Nan Maxwell）在总结美国的战后经验时写道：“对于1970年前的夫妻型家庭来说，嫁给低收入丈夫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是均等化影响的主要来源。”然而在1970年后，“劳动参与率提升主要来源于嫁给高收入男性且自身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平均水平的妇女，此时，妇女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可能会加剧夫妻两人都赚钱养家型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26林恩·卡洛利等人（Lynn Karoly和Gary Burtless）的记录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在1959年表现为负相关，而到了1989年却变成正相关。当时的情况是，“丈夫和妻子的收入相关性不断提高，倾向于大幅提高整体收入不平等”。27曾经发挥均等化效果的力量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不过这种趋势并没有延续下去。杰夫·拉里默尔（Jeff Larrimore）认为，夫妻收入相关性的变化目前已不再对不平等上升产生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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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了家庭收入不平等（其他OECD成员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力量）。家庭收入指南的第二步是将非劳动收入加入家庭收入，它主要包括三类收入：资本收益、私人转移支付和国家转移支付。在资本收益方面，人们已经深入讨论了美国财富分配的发展趋势，而且使用了各种数据来源——有些数据涉及个人信息，如基于房地产的估算结果；有些数据涉及纳税单位，如基于投资和收入的估算结果；有些数据涉及家庭，如基于调查的估算结果；还有些数据涉及更广泛的家庭单位，如富豪排行榜等。看起来，“二战”后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明显低于20年代：基于房地产的估算结果表明，20年代1%最高收入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1920—1929年的平均值为36%），而50年代这个比重不足四分之一（整个50年代的平均值为24%）。29但是在战后几十年里，顶级财富的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继续下降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收益没有抵消收入差距的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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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阻止了美国的总体不平等在战后几十年里上升？迅速增加的政府转移支付发挥了主要作用。在1955—1970年间，联邦政府用于个人转移支付的支出在国民收入中增加了1倍。30政府转移支付的增长——如日益成熟的1935年新政项目“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伤残人士是于1954年纳入该项目）——有效地降低了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卡洛利等人指出，“非劳动所得的收入增长惊人，其中多半是政府转移支付”。如图1.1所示，政府转移支付上升与战后初期平均收入的强劲增长共同作用，大幅压低了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然而，卡洛利等人也认为，1969年后“非劳动所得收入开始向小康家庭倾斜，资本收入及私人养老金收益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政府现金转移支付的增长速度”。31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受到了政策选择变化的影响，而非社会或经济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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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收入向家庭可支配收入转化的最后一步，关系到政府账户的另一侧：税收。在战后几十年里，1950—1979年的税率居高不下：美国对劳动收入征收的最高税率平均达到75%（而在随后的30年里，即1980—2009年间，其平均值为39%）。图1.1中的基尼系数是基于税前收入计算的（计算最高收入的比重时也使用了此类数据），因此没有反映出高税率的影响。当时人们对高税率的影响展开了诸多辩论。约瑟夫·熊彼特认为，通过税收再分配，“新政甚至在战前就可以征收高收入者的财产”，从而实现了“庞大的转移支付”。但另一方的欧文·克莱瑞斯（Irving Kravis）总结了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发现，称“1929年之后税收结构的累进性提高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平等性无济于事”。在为布鲁金斯学会开展的所得税回顾研究中，理查德·戈德（Richard Goode）对这个问题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既不能证明所得税成了实现再分配的苛刻手段，也没有证明‘其收入均等化效果无关紧要，可以一笔勾销’这种观点是成立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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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累进税的影响时要牢记税基与税率同样重要，而且高税率的效果受局限的原因之一在于税基受到削弱——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当时美国“有效税率”的累进性比名义税率低得多。33名义税率是根据税率表征收的税收占总收入之比；有效税率指将某些实行减税的收入项目考虑在内后，实际所缴税款占收入的比重。有效税率使用了扩展收入的定义，它包括州和地方政府证券的利息等免税收入。此外，我们应该指出，只有将可支配收入与不缴纳任何收入所得税时的总收入进行比较，才可能评估税收的影响。由于需要预测税收引发的行为改变，这种反事实推测很难做到准确。反对高税率的人认为，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如果不那么高，会扩大总收入，因为人们会延长工作时间且工作更勤奋。我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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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尽管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前十分位收入相对于收入中位数稳定上升，但是收入差距的拉大没有转化成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此外，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显著下降。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但没有拉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社会转移支付扩张，以及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产生了收入均等化作用。不过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这些抵消工资差距拉大的力量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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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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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的不平等程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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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已经看到，70年代末用基尼系数衡量的美国总体收入不平等与40年代末的水平基本相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许多欧洲国家的总体不平等程度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大幅下降。本节将描述它的具体情况及成因。虽然当时的环境有别于现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战后的经历中学到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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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战后年代：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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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从1972年到1977年），英国的整体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达到“显著变化”的标准。不过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平等下降幅度更大，而且持续时间更久。图2.2展示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整体不平等水平及最高收入比重变化的时间路径。由于其中使用的各国估算结果并不一定具有可比性，所以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时间路径而不是实际水平上面（譬如，我们不能从图中得出丹麦的不平等水平低于其他国家的结论）。这些国家的时间路径显示，它们的不平等程度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都出现了显著下降，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芬兰。它的基尼系数从1966年的31%下降到1980年的21%。丹麦的下降幅度同样达到10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把瑞典的两个数据序列连接起来，那么自50年代起的基尼系数共下降了8个百分点。图2.3描绘了欧洲大陆的状况。德国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较小，为4个百分点，而且其下降趋势仅限于60年代。法国和荷兰的基尼系数在60年代和70年代下降了8个百分点。意大利的下降幅度共为10个百分点。英国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有限，但在1972—1977年间也下降了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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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二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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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左轴表示“二战”后1%最高收入的比重，右轴表示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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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二战”后欧洲大陆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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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左轴表示“二战”后1%最高收入的比重，右轴表示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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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哪些人因此蒙受了损失？有些国家在帮助最低收入人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法国，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60%（这是目前欧盟采用的财务贫困指标）的人口比重从1970年的18%下降到1990年的14%。在芬兰，贫困人口的比重从1971年的21%下降到1985年的13%。34不过，德国和意大利的贫困率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迹象，其他很多国家也找不到相关的必要证据。我们对最高收入掌握的数据多一些。图2.2和图2.3展示了1%最高收入所占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最高收入的比重从50年代初的7%—9%下降到80年代初的4%—5%左右。在挪威和瑞典，最高收入的比重下降相对平缓，而在丹麦和芬兰，这种下降趋势主要集中于70年代。芬兰的最高收入比重在50年代上升，随后才下降。在法国，1%最高收入的比重在皮凯蒂看来“相当平稳”，而且该比重的下降程度恰好低于“显著变化”的标准——从1961年的9.9%下降到1983年的7%。35德国的下降幅度与此相似。瑞典的下降幅度较大，其最高收入的比重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几乎下降了一半。英国亦是如此——它的1%最高收入所占比重从1949年的12%下降到70年代末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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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十年里，许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收入不平等下降的现象，由此引出了两个问题：它们如何在1945年至70年代这段时间里降低了不平等？为什么这些均等化过程终结于80年代？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再回到家庭收入指南（图1.5），按图索骥地寻找答案，只是这次我们要逆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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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收入不平等：福利国家制度和累进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