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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促使战后欧洲不平等下降最显著的因素是：战后是福利国家和社会救济扩张的时期，其中至少有部分费用是由累进所得税的税收提供的。成熟的国家退休金体系降低了老年人的不平等程度，而且社会转移支付扩展到残疾人等其他群体时提高了社会安全网的有效性。与此同时，人口变化，特别是老龄化，提高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随着受赡养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收入的分配也日益不平等（市场收入包括薪资、自营收入、租金、红利、利息、私人养老金和其他私人转移支付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劳动力市场，进入零收入人群。事实上，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与迅速膨胀的需求之间形成了一场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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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欧洲国家开展的家庭调查显示，福利国家在这场竞赛中支撑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就无法再坚持下去。英国官方组织了对税收和福利的定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来源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从1961年开始稳步上升：到70年代末，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如果把现金转移和实物福利加进市场收入，再减去直接税和间接税，得出最终收入的数额，那么从1961年至80年代中期，最终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表现出上扬的趋势。市场收入与最终收入的“差额”（或者税收和转移支付做出的贡献）上升，抵消了市场不平等的上升程度；70年代，税后不平等程度甚至下降。我要再次说明，这是单纯的数学计算，如果没有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市场收入的差距可能完全不同。税收以及特别重要的现金转移支付，帮助福利国家在这场竞赛中坚持了下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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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会终结？1984年之后英国的状况与之前大不一样。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继续加深，但税收和转移支付产生的作用与原来背道而驰，导致税后收入的不平等水平急速上升。图1.2显示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在80年代后半期急速上升。在1984—1990年间，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作用对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下降了8个百分点，由此反映出政策决策的改变。譬如，国家养老金不再提升，这意味着在80年代后半期，一个人拿到的基本养老金相对于平均实得工资水平下降了近五分之一；失业保险也相应地缩减。尽管后来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弥补再分配方面的不足，但考虑到市场收入差距的变化，要想让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回到1984年前的水平，用于再分配的“差额”仍然比需要达到的水平低了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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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联邦德国的证据也表明，起初市场收入的不平等显著拉大，但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水平并没有相应上升。引用理查德·豪泽（Richard Hauser）的话来说，“德国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显著降低了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尽管环境越来越糟糕，但是德国的社保体系在1973—1993年间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37芬兰的状况有所不同。它的市场收入不平等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有所下降，但再分配“差额”持续上升。因此，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下降幅度是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下降幅度的两倍。这种趋势贯穿了整个80年代，但和其他国家一样，随后芬兰的情况开始逆转：“在20世纪90年代……衰退最严重的时期，由于现金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果抵消了不断上升的要素收入不平等，所以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没有变化。衰退结束后……现金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果开始下降，而要素收入不平等继续上升，所以收入不平等加深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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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案例分析表明：福利国家在降低收入不平等、防止市场收入不平等上升推高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欧洲福利国家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最终都在竞赛中败北，而且从总体上来说，OECD成员国的再分配政策越来越松懈，由此对分配状况造成了严重后果。OECD秘书长在介绍2011年报告《我们陷于分裂》（Divided We Stand）时明确指出，“从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有时税收—福利体系的再分配能力下降成为家庭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来源”。39迈克尔·弗尔斯特等人（Michael Frster和István Tóth）对这种状况的总结如下：“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5年，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能力被削弱。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税收和转移支付抵消了市场收入不平等上升中的60%，但到了21世纪头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20%。”40OECD报告强调了现金转移支付的作用以及“支出水平对不平等结果的重要性”。有资格获得转移支付的人群的比重是比福利水平更重要的要素。譬如在1995—2005年间，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斯洛伐克、瑞士、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失业救济覆盖率都下降了。“更苛刻的资格规定以及非正规工人的比重大幅提高”造成了这个结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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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为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10年里，福利国家在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它们追上了市场收入不平等日益扩大的步伐，但自80年代开始无法再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往往是政府明确做出了削减福利水平及降低覆盖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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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不平等程度与薪酬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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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在战后并不是单纯通过再分配来降低不平等。有时工资和资本收益的分配不平等状况也在下降。我们研究其原因时考虑了以下收入构成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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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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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收益的分配不平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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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收入的分配不平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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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需要牢记这三个要素相互关联，一个因素发生变化时产生的效果取决于其他要素。譬如，工资比重上升造成的影响要取决于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还存在着第四个要素，即同一个人的工资和资本收益都较多，这种现象有多普遍。我会在第3章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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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被视为经济学的核心变量之一。经济学家对这个课题有着鲜明的观点——不少人把工资比重看作生活常量之一。我在剑桥大学的一位老师尼古拉斯·卡尔多（Nicolas Kaldor）在1957年观察到：“在英国和美国这类‘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里，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自19世纪后半叶起表现出卓越的恒定性”，后来这被称为“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42然而有证据表明，战后工资比重开始上升。克劳斯·亨德森（Klaus Heidensohn）在1969年进行的17国研究中发现，在1948—1963年间，“很多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比重相对上升的趋势”。43奥地利、加拿大和丹麦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芬兰和爱尔兰上升了6个百分点，比利时和荷兰上升了7个百分点，挪威和瑞典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图2.4展示了皮凯蒂和盖布里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收集整理的1959—1970年10年平均水平，可以将1950—1959年的平均劳动报酬占比与1970—197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虽然联邦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的上升幅度不大，但也都在4个百分点或以上。不过皮凯蒂—祖克曼的数据同样显示，在那之后上涨趋势开始逆转。除了日本以外，所有国家的薪酬占比在70年代至21世纪初都有所下降。正如皮凯蒂总结的那样，“现有数据表明，在1970—2010年间，最富裕国家的资本收入比重均出现上升”。44这种上升趋势并不仅仅出现在富裕国家。有学者（Loukas Karabarbounis和Brent Neiman）发现在59个国家里（他们掌握了这些国家在1975—2012年间的充足数据），42个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下滑。他们估算在此期间，全球劳动报酬在公司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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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特定国家的工资比重（10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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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1970—1979年，澳大利亚工资与国民收入之比的10年平均值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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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的比重上升（下降）是否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上升）？在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世界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假设绝大多数人（即工人）没有财富收入，其他人（即资本家和房东）则是靠租金、分红和利润生活。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议员）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说过：“政治经济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如何将“地球上的产出”划分为租金、利润和工资。他设想存在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每个阶层都有特定的收入来源。46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我们无法进行如此清晰的划分。人们的收入可能同时来源于这三个渠道。一个人在获得工资的同时，可能还会享有储蓄利息和自有房产带来的收益。事实上，房产经历的变化也相当戏剧性。100年前，很多人都租房子住，房屋所有者往往是地主。在191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7%的家庭租房子住。到了1981年，这个比重下降到42%，而且随着社会住房的兴起，只有11%的家庭租住私人房产。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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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嘉图时代的英格兰为例，在阶级社会里，工资收入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基尼系数降低1个百分点。48但如今，收入阶层与分配之间的联系没有原来那么清晰，工资收入比重提高可能使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也小一些。然而，工资比重的变化仍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丹尼尔·切奇等人（Daniele Checchi和Cecilia Garcia Pealosa）对16个OECD成员国在1970—1996年的情况进行估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工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下降0.7个百分点。49根据这个测算，劳动报酬占比如果上升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会显著下降3.5个百分点。因此，导致战后不平等降低的一个机制，就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不过在此之后，局势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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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不平等：资本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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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资本收入的分配平等性在上升。与收入比起来，描述个人财富（包括资本和土地）分配情况并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证据少得多，但是，杰斯帕·罗伊内等人（Jesper Roine和Daniel Waldenstrm）成功收集了10个国家里关于1%最高收入比重的长期数据序列。50这些数据表明，顶级财富的比重大幅下降。在1950—1980年间，法国的1%超级富豪在个人财富总额中的占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从33%下降到22%。在1945—1975年间，该比重在丹麦也下降了三分之一。瑞典的下降幅度更大，从1945年的38%下降到1975年的17%。在英国，该比重在1950—1975年间下降了17个百分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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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富豪的占比下降降低了最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收入的比重，提升了99%底层人群的资本收入的比重。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富豪们没有把自己手里的股票直接交给底层人群。在英国，99%的底层人群的财富比重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拥有自有房产的人群比重上升。政客们将英国描述为“财产所有民主制”时，他们所指的财产通常是房产。然而，房产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产，它以估算租金的形式产生回报。其他常见的财富形式，如储蓄、银行存款或养老金等，人们往往是通过金融机构来持有。金融机构则持有股票。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现在管理这些基金的金融服务业获得了部分资本收入，即资本回报率和储户获得的收入之间存在差额。大众财富的增长导致经济日益“金融化”。相应的，这对于分割实际所有权和控制权产生了影响。我将在后文重新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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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财富的比重在继续下降，还是随后出现了逆转？罗伊内等人收集的数据表明，在80年代初至21世纪头10年，法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个人财富总额中的占比从22%上升到24.4%，英国上升了1个百分点，瑞典上升了1.1个百分点。与前10年的标准比起来，这些变化并不算大。能否得出财富集中趋势好转的结论，我们需要高度谨慎。52不过，可以肯定的一个结论是：财富集中程度下降的趋势走到了尽头，这明显也不同于战后最初几十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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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不平等：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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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现象可以追溯到50年代，英国和法国亦是如此。在这两个国家，收入前十分位的比重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持续上升。图2.5上第一条垂直线左侧的区域代表这个时期。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收入差距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收缩，图2.5的中间部分表示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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