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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缩小收入差距还是另外一个工具的目标，即国民收入政策——现在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多半已经忘却了这个工具。国民收入政策原本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但是社会合作伙伴（即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协商机制意味着，其中逐渐开始包含明显的分配元素。在挪威，工会联合会与雇主组织在1989年达成的协议将工人的时薪统一上调了三克朗（出口行业还有额外收入）。在英国，1973年的保守党政府第二阶段收入政策（Stage Two）为加薪制定了累进公式，工资上调一英镑会再加4%，同时对个人加薪的绝对值设立了限制。1975年工党政府发布的《打击通胀》白皮书规定：收入政策立法允许的加薪范围为每周六英镑，收入超过一定数额的人不能再加薪。时至今日，收入政策已经被视为明日黄花。维基百科对它的词条介绍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历史学注解：“政府通常于战争期间采用收入政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高限价法’试图（通过死刑）强行用价格控制来抑制通胀，但未能成功。”57然而，这类政策与现在的情况却息息相关。就像后面几章里将要讨论的那样，我深信我们需要就收入的变化开展“全国对话”，这是强化社会合作伙伴作用的一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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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答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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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一开始就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欧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出现下降？为什么自1980年开始，不平等程度转而上升？对它们的回答可能涉及其他很多内容，但是，可能促进欧洲收入不平等在这一时期下降的主要原因应包括：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扩张、工资比重上升、个人财富集中度下降、政府干预和集体谈判导致工资差距缩小等——表2.1的中间一列对它们进行了总结。导致均等化进程停止的主要原因则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些因素都逆向而行（如福利国家缩减福利、工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拉大），或者被终结（如财富再分配过程）——请参见表2.1的最后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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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引发不平等变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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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没有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失业率上升——有些读者或许会将它视为“房间里的大象”，明明存在却闭口不提。58最近几十年与“二战”刚结束后的几十年迥然不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失业率水平。在60年代初，受失业问题困扰的是美国。在1960—1973年间，美国的失业率（即失业人口在劳动力总规模中的百分比）平均为4.8%，而同期法国的失业率为2.0%，英国的失业率为1.9%，德国的失业率为0.8%。事实上，许多OECD成员国的失业率都很低。新西兰的一任首相就曾声称，自己认识本国所有失业人员。这或许是真的，因为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1955年新西兰只有55名失业人员。59不过，在此之后一切都变了。到了1990—1995年，美国的平均失业率为6.4%，与之相对，法国的失业率为10.7%，英国的失业率为8.6%，德国的失业率为7.1%。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成问题——或许对于刚开始研究经济学时英国的失业率还是1.4%的人来说，这看似是个问题——但随后欧洲也加入了美国的行列，甚至超过了美国。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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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大象有多大？高失业率对不平等程度加深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大？它们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参照家庭收入指南，来追溯个人市场收入推算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各个步骤。如果从个人工资分配推算出市场收入分配时包括失业人员和就业工人，就会提高不平等的程度，而且失业率上升将拉大这个差距。61如果把适龄的非劳动力也加进来，得出所有劳动年龄人口，那么，不平等的程度将取决于劳动参与率，而参与率在持续上升，并且对收入分配差距发挥了反向作用。62接下来的步骤是把所有的个人收入加起来，得出家庭收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家里的失业人员也参与分配。如果所有失业男性的妻子都是有工作的专业人士，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那么担忧失业对收入造成的后果。为此，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在失业家庭上。将市场收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家为失业人员提供的转移支付。如果失业保险覆盖了所有失业人员，且收入替代率相当充足，那么不平等的上升幅度可能较小。但如果像第8章里的案例展示的那样，社会保障并不完善，失业可能会导致人们的财务困境。最后我们必须牢记，与收入不平等有关的证据多半来源于年度收入，而人们失业的时间可能不足一年。这种情况会削弱测算到的失业对不平等的影响，并且导致财务困难程度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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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上面这段介绍中清楚地看到，失业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必须谨慎地审视这种关系。我们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定量描述失业对80年代后期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影响。63然而，非自愿失业本身就很值得担忧，人们非常关注它所引发的问题。失业及伴随其产生的工作不稳定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来源。被劳动力市场拒绝的人遭受着某种社会排斥，即使在失业期间有充分的替代收入来维持其生活标准，他们的生活环境也会恶化。最重要的是，失业涉及人们的行为能力，给人带来无力感。64近20年前，阿玛蒂亚·森在一篇文章的结束语中写道：“当代欧洲能如此轻易地容忍如此之高的失业率，着实让人惊叹。”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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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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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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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见证了欧洲的不平等下降，但它并非个例。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除了战后之外，还存在其他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时期——而且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方面的重要案例是21世纪头10年的拉丁美洲。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这个地区的总体不平等和贫困率是在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不平等恶化后才下降的，但其历史表明，降低不平等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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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展示了7个拉丁美洲国家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的情况。图中上半部分折线描述了总体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变化路径，下半部分折线描述了相对贫困率的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率的定义为：家庭均等化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50%的人口比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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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近期拉丁美洲的不平等和贫困率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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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张图展示了近期整体不平等（右轴）和贫困人群比重（左轴）的下降情况。其中整体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百分率）。1995年，巴西的基尼系数为58%，贫困人口的比重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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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智利和墨西哥的起始时间为2000年）至2011年（墨西哥的结束时间为2010年）间，智利的基尼系数下降了5个百分点，巴西的基尼系数下降6个百分点，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下降7个百分点，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下降9个百分点。萨尔瓦多的基尼系数在2004—2012年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拉丁美洲经历了重大转变，而且这些变化并不局限于图中列出的国家。法昆多·阿尔弗里多等人（Facundo Alvaredo和Leonardo Gasparini）研究了19个拉丁美洲国家后发现，尽管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基尼系数在90年代下降了，但几乎这19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21世纪头10年都有所降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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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尽管阿尔弗里多等人在对自己的结论做补充说明时指出，家庭调查可能没有充分覆盖分配顶层的收入。科尼亚分析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分配变化时指出，“由于家庭调查中缺少关于资本收入和‘工作致富者’的收入信息，所以不能正式确认分配变化是否也……涉及收入分配的顶层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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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税收数据也往往会低估顶层收入，但作为另一个数据来源，却发出了不同的警示。阿尔弗里多等人对阿根廷的估算结果表明，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在21世纪头5年上升，然后在接下来的5年里下降，这样，2007年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回到了2000年左右的水平。在哥伦比亚，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00年的17%上升到2010年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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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顶层收入方面缺少足够的信息，研究受到限制，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的确在下降，而且这种现象遍及其中的许多国家。卢斯蒂格等人（Nora Lustig、Luis Lopez-Calva和Eduardo OrtizJuarez)在探求不平等下降的原因时，首先指出，“不平等下降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不平等下降出现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国家，如智利、巴拿马和秘鲁；也出现在低速增长的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此外，不平等下降与政治体制的倾向之间也没有关联。不平等下降出现在有左派倾向的国家，如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和委内瑞拉；也出现在中间派和中右派执政的国家，如墨西哥和秘鲁。69他们认为，造成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程度高的工人工资溢价下降和政府转移支付增加。阿尔弗里多等人总结了对巴西的研究后还特别指出，最低工资大幅上调是“推动家庭收入不平等下降的重要力量，因为最低工资为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和社保福利设置了下限”。与最低工资上调政策相伴而来的，是“覆盖面迅速扩张的针对穷人（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的政府现金转移支付（Benefício de Prestao Continuada）和巴西的标志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70在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社会救助大幅膨胀。与现有社会保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引进了一系列基本原理不同、制度安排不同和资金来源不同的机制”。这些描述来自阿曼多·巴里恩托斯（Armando Barrientos），他还解释说：“劳动力市场放开造就的新环境引发了就业关系的变化，导致拉丁美洲的社保基金发展出现停滞。”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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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和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一样，市场收入的变化和再分配的扩张共同促使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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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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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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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拉丁美洲的案例时使用了迄今为止的最新数据。那么前面提到的OECD成员国现状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导致先前欧洲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因素已经发生逆转或者终结。那么现在的欧洲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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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简要回答是：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许多OECD成员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高于1980年的水平，它们经历了明显的不平等程度加深的“拐点”。图2.7描述了1980年后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不平等上升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和英国。72这两国的上升幅度最大，但还有不少OECD成员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比1980年高出3个百分点——即符合我所确定的“显著变化”的标准。图2.7支持了OECD报告的结论，即“现在的整体状况是，绝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不平等都在上升”。73与此同时，这提醒我们注意到有些国家（如法国）在20世纪头10年末的整体不平等程度仍低于30年前的水平：法国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28.9%上升到2011年的30.6%，但仍然比1979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前的基尼系数低两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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