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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1980年后特定国家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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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展示了从1980年到21世纪头10年末，用来表示总体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的变化。在这一期间，英国的基尼系数恰好上升了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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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时，总会伴随着很多质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的变化是否过大，导致从某个时期总结出的结论对现在不再有借鉴意义？譬如，从欧洲的战后经验中可以归纳出多少适用于21世纪的普遍结论呢？我将在第3章探讨经济大背景的变化趋势，及其对设计不平等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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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3章 不平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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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指责经济学家后知后觉，认为他们的模型总是忽略世界的瞬息万变，而且他们过度沉溺于自己的专业思考。我认为虽然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批评有理有据，但还是应该赞许那些专注研究不平等上升并为其找到许多成因的经济学家，他们发现的促使不平等上升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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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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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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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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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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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作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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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性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规模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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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列出的所有因素都将在本书中有所体现。1然而，我们在寻找促使不平等下降的机制时，可能会使人们认为，不平等上升是由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所引发的。我们并不能明确这些因素是否不受我们影响，或它们是不是经济和政策体系以外的外生因素。全球化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公司以及工人和消费者等共同决策的结果。技术变革的方向是公司、研究者和政府所做决策的产物。金融业的发展原本旨在满足利用金融工具为老龄化人口提供退休保障的需求，但其实现形式以及受到的监管却取决于政治和经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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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核心决策是在哪里做出的。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平等的上升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权力平衡的改变。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只有施加抗衡力量，降低不平等的措施才会奏效。不过接下来的部分要先介绍标准教科书对此的描述，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如何推升了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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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中描绘的全球化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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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如何重新绘制了分配地图？1975年，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他与拉格纳·弗里希共同分享了该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形象地描述了一场“竞赛”：对高素质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膨胀。2如今，这段描述仍然能引起很大的共鸣。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现代力量极大地推高了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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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版的“竞赛”中，非技术工人工资较低的国家将发达经济体拖入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严重依赖非技术工人的产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在竞争中生存下去，结果导致就业机会减少或外包到低工资国家。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由于生产的天平日益向高技能产业倾斜，所以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我们的故事从两类工人展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假设在每一类工人里，所有人都拿同样的薪水。显然现实并非如此，但这样假设能使我们的故事讲起来简单些。这种假设意味着，工资差异只体现在技术工人的工资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之比上。前者超出后者的部分通常被称为“工资溢价”。我们提出的假说是：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增加，而由于技术工人供不应求，所以他们的工资溢价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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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经济学专业的一年级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这些内容，也就是用“供需关系”来解释不断拉大的收入差异，但真正重要的是供需关系背后潜藏的东西。就全球化而言，潜藏在供需关系背后的是标准国际贸易模型（人们通常称其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这个模型假设，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这两类人群在两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工作，每个经济体都包含这两个生产部门。“完全竞争”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即不存在市场控制力——我会在后面对这个假设提出异议。在这两个经济体里，一个部门相对集中地使用技术工人来生产先进的制造品或提供先进的服务；另一个部门则相对集中地使用非技术工人来生产初级产品。故事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涉及资本。OECD成员国的特色，就是出口先进产品，进口初级产品。产品和服务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贸易，而且我们假设没有任何交通成本。劳动力不能在各国间流动，但可以在本国的不同部门之间自由往来。任何时候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人数都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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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济模型提出的假设约束性很强，但是在其框架下，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可以推论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在进一步假设下，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与他们的相对工资率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越高，主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对于收入分配的分析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条推论反过来也成立。主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越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口初级产品，同时出口昂贵的高科技服务来支付进口产品，那么，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会上涨。市场出清的工资率将向技术工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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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版“竞赛”以技术进步偏向于技术工人的观点为基础，提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假说。它认为突飞猛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取代了低技能工人，并创造出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这个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技术进步会如何提升两类劳动力的生产率，这两类劳动力都是国民产出的生产要素。某些技术进步是技能偏向的，因为它对技术工人的生产率的促进幅度超过对非技术工人。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帮助下，现在的技术工人的生产率或许可以提高一倍，而非技术工人则不再具有生产力。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我们进行这种分析时必须慎之又慎。技术进步是否显而易见地提升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必须依靠进一步的假设，才能给这个问题找到肯定的答案。人们对此抱有疑问的原因是，尽管技术变革降低了雇主得到的单位工作成果的成本，但是雇主从每个工人那里得到的工作成果也翻了一番。这完全取决于当单位工作的价格下降时，雇主希望增加购买多少单位工作。相应的，这又取决于用技术工人取代非技术工人的难度有多大。经济学家用“两个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来衡量这种难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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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替代弹性超过1，那么用技术工人替代非技术工人的难度相对较小，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上升。如果替代弹性低于1，那么雇主会希望向相反方向调整劳动力结构，以实现再平衡，从而会增加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当替代弹性为1时，无法辨别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因此，技术变革理论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能力，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是否超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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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描述了可能提高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的两个原因，但我们还要考虑供给侧的情况。人们对供给通常的反应是：继续学习深造的意愿会受到技术工人工资溢价的影响，人们对教育投入的成本以及学习期间所放弃的收入相当于投资，而工资溢价则是它的回报。在最简化形式的此类模型里，要想获得必要的工作资质就意味着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在这个“人力资本”模型中——获得工作资质所带来的收入，必须高于没有获得资质时、某人一生的收入的现值（按基准利率贴现）。5如果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工资上涨，使投资的收益超出所需金额，那么我们可以预测供给将增加。接下来我们必须探寻这个动态过程。如果全球化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的力量继续产生作用，那么供需都会增加，它们之间的缺口仍将存在，而且缺口的大小取决于供给方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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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政策结论。前面的分析可以直接推断出第一个政策结论。一国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上升将使该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益处，获益者会增加，而蒙受损失的人会减少。劳动力技能较高的国家可以全心投入先进产品或服务的专业化生产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对它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它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进口半成品。这个结论似乎契合了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将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战略：“使人们掌握当下和未来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成为《欧盟2020战略》的目标之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忽略了“技能”和“教育”的概念差异。美国的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围绕大学与高中的工资溢价展开，而“技能”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而且不一定与教育程度相匹配。谷歌人力运营高级副总裁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GPA（学分积）根本不能作为雇佣标准，而且没有接受过任何大学教育的谷歌员工的比例在逐年上升”。6动力、同情心和自我控制等非认知技能，或许与教育测试所测量的认知技能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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