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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政策建议则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人力资本投资需要的工资溢价的多少取决于基准利率。学生或他们的父母向银行或贷款机构贷款来支付学费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父母用自己的积蓄送孩子读大学的情况，因为父母的资产被教育占用，而不是用于投资。由此产生的成本，就是这些储蓄原本可以产生的回报率。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大学工资溢价上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实际利率上升。利率变化提高了教育的借贷成本，因此需要工资溢价相应的上涨。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但学费提高和奖学金减少，导致教育的其他成本上涨，在英国尤为如此。当我们在寻求扭转不平等上升趋势的措施时，必须考虑到教育决策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只关注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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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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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和绝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一样，本书对技术变革的讨论似乎都认为它具有外生性——由上帝的旨意来决定。有些文献甚至将它描述为“天赐之物”。然而绝大多数技术进步反映着科学家、研究主管、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和消费者的决策。这些决策都受到使技术变革具有内生性的经济考量的影响；换句话说，技术变革是由经济和社会体系决定的。多年以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观察到，“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本身就刺激着发明创造，而且是特定的发明创造——它的目标在于使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使用起来更为经济”。760年代提出诱发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深入探究了这个动机。诱发创新理论认为，公司在技术变革中会对偏向程度进行选择。公司会在一系列机遇中进行选择，从而以最快的速度降低成本。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明当前偏向于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会终结？技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时，公司是否会寻求替代他们的方式？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未必如此”。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尽管雇佣技术工人的成本越来越高，但由于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所以高技能工人的单位成本在下降。前面讨论过，公司的选择结果取决于用一种工人取代另一种工人的难易程度，即要素替代弹性。假设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可替换性相对较强，那么它带来的长远结果是，力求成本最小化的公司最终会把精力集中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上。市场本身未必能发挥作用来扭转对技术工人的偏向，使经济运行回到之前的收入分配状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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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于创新的决策必须具有前瞻性。今天的选择会造成长远的后果。我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另一篇经济学文章强调了这种效应。9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技术变革——这种方法的出发点不是技术变革对特定工人生产能力的提升作用，而是生产技术。我们认为，技术进步通常集中在特定技术或生产活动中。它不是普遍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而是提高特定生产流程的生产率，如资本高度密集型的钢厂。那么，关键就在于展望未来，看看哪些生产技术可能会在未来投入使用。此外，用生产活动研究技术进步的方法或许可以以更丰富的方式来描述技术进步和工资分配之间的关系。它与戴维·奥瑟（David Author）及其同事提出的“工作任务”法存在相似之处，即“一个任务是一个具有产出的生产活动单位”。10他们认为，技术变革不仅对不同任务有着不同影响，而且对承担这些任务且掌握不同技能的工人的能力以及这些任务所使用资本的生产率也产生着不同影响，所以，可以在常规任务或可编码任务中用机器来代替中等技能工人。例如处于分配中间位置的工作就出现了“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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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通过研发过程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当技术进步源于“干中学”的情况时亦是如此。公司在采用特定的生产方式时，会学到如何做得更好，以及如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将“干中学”这个术语引入经济学，并引用了生产飞机机身所需的小时数作为佐证（美国空军就以此研究为基础开展规划）：“要生产特定机型的第N代机身，从生产初期开始算起，所需的劳动投入与N1/3成比例。”11另一位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则以修建核电站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韩国建造了十座一模一样的核电站，第十座电站的成本只有第一座的60%。”12当技术进步与特定生产技巧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面临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研究方面的选择，而且取决于他们选择生产哪些产品和服务以及采用哪种生产方式。今天的生产决策有长期影响。把关注点放在分配范畴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生产活动方面做出的选择会影响到未来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因此，不能以默认的产生方式来看待这些决策，它们应该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而且是由众多利益攸关者共同做出的决策，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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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和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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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书中的供求分析里，人们的工资由他们对产出的贡献决定，此外别无其他因素。如果贸易或技术变革导致人们的技能价值下降，那么他们的收入也会降低（即使家里购买进口产品时需要的费用减少，个人电脑的价格逐年下降，情况依然如此）。可是在本节的讨论中，我认为尽管市场力量的强大毋庸置疑，但它仍然给其他决定因素发挥作用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市场是在社会背景下运行的，而社会背景影响着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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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制度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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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劳动”的拼写不同以外，本节的题目与罗伯特·索洛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名称完全相同。索洛在该书的开篇处指出，主流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宏观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与其他市场一般无二”。13前面描述的供需模型就是如此。在该模型里，对劳动力市场的描述与牛奶市场没什么差别。牛奶市场往往比较简单。我们知道牛奶厂在哪里，也知道超市里放牛奶的货架在哪里，我们非常确定牛奶瓶里装的是什么。然而用索洛的话来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常识似乎告诉我们，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应该有特殊之处”。劳动力市场确实与牛奶市场差别很大。工人必须努力寻找工作；雇主必须努力寻找合适的员工。他们都不确定自己会找到什么。一旦雇主和雇员建立起雇佣关系，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想结束这种关系都不会像离开这家超市去别家买牛奶那么简单。接受工作不仅仅涉及现金交易，所以它的社会背景显得愈发重要。特别是像索洛所说，“如果不考虑双方参与者都充分理解公平与不公平的概念，那就无法理解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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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成本很高。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在描述“二战”爆发前的海上贸易时，就生动地描写了水手找活干和船长找能干的水手时各自面临的困难。14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为劳动力匹配的流程构建起理论模型。在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搜寻”模型中，市场摩擦意味着，尽管竞争有可能压低职位空缺被填补后的预期价值，使它与创造这个职位的成本趋同，但员工与职位空缺的实际匹配情况可能会创造出盈余或租金。获得工作邀约的工人拥有一定谈判权，因为如果他拒绝工作邀约，那么雇主就必须回到人才库里继续寻找自己需要的员工，而且还存在着不一定能找到合适人选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强度以及它使员工所拥有的影响力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此外，劳动力的影响力还取决于继续保持失业状态的成本。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工资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求关系只为工资设置上下限，而为盈余分配的谈判留下了空间。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的话说：“公司和工人凑在一起时获得了共同的盈余……有的工资水平使工人不在乎到底是接受工作还是等待下一个工作机遇；有的工资水平让公司不在乎到底是雇佣这名员工还是等待下一个合适的人选。讨价还价就是在这两种工资确定的上限和下限中间找到双方认可的工资水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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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和员工的相对谈判能力影响了盈余分配，进而影响到工资水平，不过仍然给其他因素介入并决定工资水平留下了空间，如要求回到公平的工资水平，这样的要求可能相应地体现在惯例和习俗中，作为不同于经济学的解释，来理解收入分配。亨利·菲尔普斯·布朗（Henry Phelps Brown）爵士在《工资不平等》（Inequality of Pay）一书的开篇处将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前者认为，人们从事着理性且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交易，而后者认为，人们是社会实体的成员且彼此发生互动。16不过，这两种方法并不冲突，最好将它看作相辅相成的搭档。工资受到两组力量的影响。供求关系决定了工资可能浮动的范围，社会惯例决定了它在这个范围里的具体位置——工资差距的大小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更精确地说，引进公平或社会规范的概念能够找到一条清除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线路，借用班特利·麦克劳德等人（Bentley MacLeod和James Malcomson）的话来说，“个人奖励本身往往不足以决定一个唯一的均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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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规范可能与个人理性判断的结果一致，社会规范通过它们对工人及雇主名誉的影响直接进入经济行为。譬如，在一群同样资质的工人中，有某种工资规范限制了个人收入随实际生产率提高而上升的限度。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再假设，在遵循这个规定的公司里，人们的工资相当于生产率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加上一个相同的数额组成。比利（Truman Bewley）将这种做法称为“工资扁平化”（wage flattening），而且他在美国的访问调查中发现，“有海量证据表明工资差异往往没有充分反映出生产率差异”。18这种工资政策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作用，而且生产率低的工人应该会赞成这种工资规范。同时，其他工人也会接受这种规范——即使他们可以通过打破规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那些信奉这个规范的人知道，背离它可能会招致名誉损失。当然，背离社会准则造成的名誉损失取决于信奉这些准则的人群比重。如果人们都不遵守规范，那么规范就会被渐渐侵蚀。雇主也关心自己的名誉。他们可能还认为，在自己的员工受社会规范支配时，企业可以吸引更忠诚、更投入工作从而生产率更高的工人。为此，许多公司的薪酬和雇佣政策里都体现了公平原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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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不止一种市场均衡结果。在任何时候，当一个社会严格遵循公平薪酬的规范时，可能存在的工资差异相对会比较小；当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不高时，工资差异则较大。当它处于中间状态时，即部分人遵守社会准则而其他人排斥这些准则，此状态是不稳定的，因为背离规则的行为会造成螺旋式的背离运动。外生冲击可能会改变社会结果。社会可能会从高度遵守薪酬规范、工资差异相对较低的结果，转变为有更多的工人得到个性化的薪酬的结果。在个人层面也可能出现同样的过程。以英国大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1971年我获得埃塞克斯大学的教职时，它的教授工资分为五个层级（我记忆中是如此），几乎没有一点儿讨价还价的空间，教师们工作每满一定年限，工资就相应提高。如今在典型的英国大学里，教授的工资等级跨度相当广，而且每个人在工资等级上的位置取决于自己讨价还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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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动态流程中，某个时期内向着一定方向的运动可能会突然转向，造成这种“冲击”的原因可能是政治局面的变化——譬如受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导致工人对再分配性薪酬规范的支持程度下降。雇主方面的变化也可能形成“冲击”。名誉的权重取决于雇主对未来的展望。如果未来的利润严重缩水，那么相应的，遵守薪酬规范带来的名誉所产生的利益权重就会下降。公司因为加大对股东价值的重视而提高贴现率，也是很可能采取的举措，于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影响到薪酬分配。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过去政府力求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来影响薪酬水平和相对性，而在近几十年里，私有化的进程导致这些措施的影响力缩水。国有企业转移到私人股东手里，导致雇主的群体行为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观察到现在的分配模式愈发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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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一旦我们认识到市场力量只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设置了上下限，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为公平的概念留下了余地，而且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改变工资分配结果。但这并不仅仅涉及个人谈判，接下来会谈到集体谈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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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和集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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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工资分配差距拉大的阶段恰逢工会和集体谈判日渐式微的时期。OECD报告《分裂，我们屹立不倒》中的图表表明，除了西班牙以外，2008年所有OECD成员国的工会会员率都低于1980年。20但在工会对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这个问题上，人们展开了诸多辩论。一方面，斯蒂芬·尼克尔等人（Stephen Nickell和Richard Layard）得出的结论是：“近年来年，OECD成员国中失业和薪酬分配表现出来的总体特点似乎大多数都可以用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解释。相应的，工会和最低工资等特殊机制所发挥的作用降到最低。”21在另一方面，杰莱·维瑟（Jelle Visser）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发现是，集体谈判……使薪酬分配的差距小于市场制定的工资差距。”22那些探索工会成员减少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薪酬差距扩大的研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戴维·卡德等人（David Card、Thomas Lemieux和Craig Riddell）研究了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案例后发现，工会化率大幅降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英国工资不平等上升的原因”，尽管这个结论只适用于男性，而“工会在女性中的覆盖率小幅下降，对女性的工资不平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此外他们的结论不适用于加拿大。尽管加拿大工会的男性覆盖率有下降，但工资不平等没有太大变化。23和本章开头列出的其他因素一样，工会的影响力下降似乎是造成工资不平等的部分原因，但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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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是导致工会权力削弱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为了赢得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那段漫长而且往往充斥着暴力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在工会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日益不利的法律框架的控制，近几十年的趋势是工人权利的衰落。英国工会联合总会（Trade Union Congress）相信，如今“英国工会成员罢工的权利少于刚刚引进现行工业行动法的1906年。参与合法罢工的人对于解雇等迫害仍然不堪一击”。24但是，工人的权利受损也可能与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有关。我在第5章里提到，就业的本质在不断变化，但应该指出这可能和前面谈到的教科书故事——即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存在直接关联。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Daron Acemoglu、Philippe Aghion和Giovanni Violante）曾撰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希望为劳动力市场机制建模。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工会化程度下降是技术变革偏向于技术工人的结果。偏向于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破坏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联盟，而这种联盟正是工会拥有谈判能力的基础，因此工会化程度下降加剧了工资差异的上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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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实证研究确认工会对工资分配的影响时会遇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即难以用定量指标来概括工会的谈判力。人们常用的标准测算方法是测算工会的会员人数，但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und）在报告2003—2008年的工会会员人数时，首先就警告说“要确定工会的会员人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这是个）充斥着各种方法论和概念问题的领域”。26在如何定义工会和会员以及如何收集数据等问题上存在很多异议。会员数量与内涵更广泛的覆盖率概念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尤为突出。集体谈判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体制结构，而各国的体制结构千差万别，无法用单一的宏观经济变量（如工会密度）来充分描述各种状况。工资设定的集中程度是一个重要范畴。随着时间推移，集中程度呈现下降趋势的国家在数量上超过了呈现上升趋势的国家。这对收入分配同时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影响。迈克尔·弗尔斯特等人（Michael Frster和István Tóth）称：“集中谈判提升了工人的谈判地位，这可能有助于推广分配正义的社会习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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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垄断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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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名为“21世纪资本论”，但事实上它谈论的主要是“财富”和“资本”，将这两者区分开来非常重要。现在财富的分配差距非常大，但对于自家大门以外的经济活动，人们凭借拥有的财富很难进行控制。自住业主的确控制着可以产生住宿服务的资产，但是当他们将部分养老金储蓄投资于持有租赁房产的对冲基金时，并不能控制基金所持有的房屋或公寓。是基金经理掌握着如何对待租房者的决策权。同样，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财富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大部分股本，但是储蓄者对于这些公司的决策没有决定权。将资本用于生产活动的过程不同于财富的受益所有权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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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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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收入的宏观经济分配时，资本与之息息相关。从第2章中可以看到，促使战后不平等程度降低的因素之一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发生逆转——近几十年来利润的比重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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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流派的宏观经济学家而言，从总量生产函数来探讨利润比重上升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出发点。在这个函数里，全国产出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28这是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所在。他的模型表明，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的增加，经济会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在这部分讨论中，我假设经济是封闭的，这样就不存在来自国外的资本或劳动力，也不存在进出口）。然而，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资本存量上升而劳动力规模原封不动，那么会发生什么？在完全竞争的经济里，资本回报率等同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那么每个工人的资本存量上升就会导致回报率下降。因此，利润比重受到的影响取决于回报率的下降幅度，而相应的，这取决于吸收每个工人的新增资本的难易程度。所以，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替代弹性——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上文提到的是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替代问题）。如果能轻而易举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力，那么替代弹性就超过了1，回报率会略微下降，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数额上升会推高利润比重。如果弹性小于1，那么利润比重就会下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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