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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一全球税应该出于双方自愿的原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建议预期将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但如果真的设立全球税，纳税人为什么要参加呢？它怎样才能成为正和博弈呢？事实上，在这一税制下，纳税人只需和一个税务机构打交道，并且应纳税额更为确定，这可以给纳税人带来不少的好处。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福布斯》排行榜、《星期天泰晤士报》富人榜和其他类似的公众排行榜，能够加入这一全球税，本身也能带来一定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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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跨国公司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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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公司的销售额高达Y十亿英镑，但仅缴纳Y百万英镑的企业税”，这是最近各大新闻媒体经常报道的头条新闻。跨国公司不在它们实现巨额销售的国家缴税，而是将盈利转移到公司税率更低的国家，这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此类情况重要吗？一种观点是公司税仅仅是拖延散户和债券持有者应缴纳的所得税的一种形式。如果这是企业税的唯一功能，而且金额并不多，那就不值一提，不过前提是X公司股票所有人和债券所有人在他们的居住国会全额缴纳所得税。如果外国人持有公司的股票和债券，那么即使X公司在母国销售额巨大，他们也无须缴纳任何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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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注税收公平的人对这一回答不会满意，而且他们自有道理。对企业征税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是个人所得税的代收人，并且企业地位代表着特权，特别是有限责任方面的特权。企业税是对最终收益的征税，是再分配资金的税收来源。在公共财政教科书中，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夫妇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况：企业“是自我存续的法律实体，是经济和社会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独立的实体，企业有着独立的纳税能力”。39虽然他们随后摈弃了这一观点，但该观点其实非常有吸引力。与他们1989年撰写这本教科书的时代相比，在当今跨国企业时代，该观点显得更加合乎时宜。一般而言，企业会从它们开展业务的所在国家的基础设施中受益，包括道路等有形资产、国家法律构架和行政管理机构等。当企业仅将0.1%的销售额用于纳税时，人们可能认为这不足以抵补该国的基础设施为公司盈利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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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在一个国家广泛开展业务时，如何确保企业为该国公共财政做出更为合理的贡献呢？美国税收部门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涉及所得税的类似问题。正如乔治·布雷克（George Break）和约瑟夫·佩奇曼（Joseph Pechman）所描述的，“1969年初，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21人）被披露未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这一事件刺激国会在税法中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作为遏制过度避税的重要手段”。40这一内容是“最低税额”。它限制了个人和企业从特定免税措施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布雷克和佩奇曼继续指出：“尽管许多人认为，最低税额在解决税收特权问题上软弱无力”，不过它继续在美国税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为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来减少企业利用合法避税手段实现纳税义务最小化的现象。除了采取措施限制避税天堂活动之外，我们还可以设定国家最低税额，限制为已付利息提供的税负减免。最低税额可根据企业利息、折旧和摊销前的收益确定，然后以企业缴纳正常税收或最低税额中金额较大的作为纳税标准。或者最低税额可根据企业在税务管辖范围内的销售额确定。当人们指责企业没有向它们开展业务的所在国缴纳企业税时，它们常辩解说，自己履行了财政法规规定的所有纳税义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修改财政法规，而设立替代性最低税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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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探讨的想法 基于总财富为纳税人设立一个全球税，以及设定企业最低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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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8章 人人享有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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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福利国家制度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社会确保所有成员获得最低水平资源的一个主要工具。最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之所以加剧，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需求不断增长而不是减少的时代减少了社会保障。艾维·马克斯等人（Ive Marx、Brian Nolan和Javier Olivera）在评估富裕国家减贫政策时得出如下结论：即“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能在社会支出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有效遏制不平等或相对贫困，无论这个国家在其他重要的减贫指标方面表现多么出色”。1第7章曾提到，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征收额外的税收，我们可以将其中一部分税收用于扩大社会保障开支。我认为这应该成为降低不平等的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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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额外的财政收入应该如何花费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助于扭转许多国家过去削减社保开支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英国整体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与该国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福利的时机相吻合。与平均实得净工资相比，国家基本养老金减少了约五分之一。这不仅扩大了养老金领取者和在业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扩大了相对幸运地能够领取个人职业养老金的人员和完全依赖国家养老金的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2现在我们应该扭转上述以及近期财政紧缩期间做出的决策，这是回到过去所成功实现的较低程度不平等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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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提高福利覆盖率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握这一机遇，重新审视福利国家制度。最近几十年，许多国家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特别是在缩小覆盖面和加强收入调查方面。上述措施通常是为了改进福利的目标定位情况，提高流向收入分配底层人员的福利救济金的份额，可是最终它们却造成不平等加剧——而且人们目前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减少了一种类型的错误，即毫无依据地发放救济金，但是另外一种错误却越犯越多，即未能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在我看来，我们只有采取其他途径，才有可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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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福利国家制度的理由显而易见，因为世界正不断发生变化。在拉丁美洲，推动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的新型社会转移支付项目在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之外运作，因为后者未能跟上劳动力市场不断发展的步伐。我在本书第5章曾指出，经合组织成员国需要接受下列现实，即由于劳动力市场不断发生变化，基于人们拥有全日制工作这一理念设计的社会保险制度显然需要调整。因此，我将先谈谈社会转移支付的结构这一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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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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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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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打算写一篇题目为“SI对SA对BI”的论文。论文旨在对比下列三种主要的社会保障形式：社会保险（SI）、社会救助（SA）和基本收入（BI）。在大多数国家，收入维持体系包括这三个要素，一些人通过三种制度获得帮助。不过这些不同项目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而这些平衡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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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总结了这三种社会保障形式的重要特征，并着重指出了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福利都符合这一分类：残疾人福利就未被列入其中。毫无疑问，读者们都非常了解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但我仍需解释下什么是基本收入。基本收入是指，在不考虑就业状态的前提下向所有公民支付的收入，它的资金来自于一般税收。这一概念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事实上它与所得税中的个人免税额紧密相关。依据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人们在收入未达到起征点之前无须纳税。英国在1799年开始征收所得税时，年收入低于100英镑的公民无须纳税。在当时，如果一个人的收入超过100英镑，则需要为所有的收入纳税，不过后来取而代之的做法是对收入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征税。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所有纳税人休戚相关。如果税率为30%，当起征点为100英镑时，这能为纳税人节省30英镑。不过对于收入低于所得税起征点的人们而言，这一起征点不是那么重要：收入为50英镑的人只能节省15英镑的税。因此，有人提议采用统一的现金抵免来替代所得税起征点，对所有收入征税。上述现金抵免就属于基本收入，是美国两位持相反政治观点的诺贝尔奖得主以“负所得税”的名义分别提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者、里根总统顾问）和詹姆斯·托宾（凯恩斯主义者、肯尼迪总统顾问）。负所得税是指收入低于起征点的人可以获得补助，而无须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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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基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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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下文将讨论在基本收入补助应得权利后插入问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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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8.1中英国案例所示，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同类型的社会转移支付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中，流向社会保险（国家保险）的份额从近3/4（72%）减少至低于1/2。这一份额一开始之所以下滑，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提高了社会救助，其中包括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的家计调查型福利（家庭生活补贴，也就是后来的家庭救济金）。保守党曾在1970年大选时承诺提高家庭津贴，而家计调查型福利被广泛视为这一承诺的不尽如人意的替代方案。1974—1979年期间，执政的工党政府提高了家庭津贴水平，将它们和儿童税收抵免改为目前的儿童津贴，这是为儿童提供的一项基本收入。随后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将社会保险的比重从1979年的62%下调至1997年的49%。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提高了儿童津贴，并把家计调查型福利的覆盖率扩大到44%，这反映了各种税收抵免的增加。最近一次改革是联合政府推出的“普享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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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963—2012年间英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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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显示了英国国民保险、儿童津贴和社会救助在社保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没有标注为工党的时期代表着保守党政府执政期，但2010年以后的时期除外，这一时期是由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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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更多的是采用收入调查的做法。我可以理解这一举措在短期内的吸引力，但我认为从长远而言这是错误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