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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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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建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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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套建议，粗略地把有关数字加起来，可以说它们相对于当前政策来说是税收中性的。对于其中的5条建议，我们可以利用税收—福利模型来研究它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这些建议分别是第8条（累进所得税）、第9条（劳动收入的税收优惠）、第12条（儿童津贴）、第13条（参与性收入）和第14条（社会保险）。在看待结果时，我们必须记住还有其他10条建议，它们合起来很可能对降低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建议的净成本已经纳入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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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曾指出，整体不平等程度显著降低是指基尼系数下降3个百分点，从当前的32.1%（如在EUROMOD模型中计算的）降至29.1%及以下。同样，贫困人口的显著减少也意味着从当前的16%（也是EUROMOD数字）降低3个百分点。最后一项非常接近《欧盟2020战略》的降低1/6的目标——把该数字降至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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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步骤，是通过所得税改革和劳动收入税收优惠，估计可以把基尼系数由32.1%降至30.4%，这将使我们在实现显著降低不平等的目标上完成一多半的任务。要强调的是，这些是估计值。降低1.7个百分点存在着一个误差范围（95%置信区间），即大约0.2个百分点。儿童津贴改革希望在有子女家庭和无子女家庭之间实现公平，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基尼系数仅会稍稍降至30.2%。最后一个步骤，将取决于选择哪条路径。如果选择参与性收入且税率维持不变，那么基尼系数将降至28.2%。这些以及下述的数字分别对应计算所涵盖的所有建议举措的总体影响，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编号为（1）（2）（3）和（4）的建议。如果所有税率都提高5个百分点，从30%的档次直至60%的档次，只有最高税率仍保持在65%（请记住，从再分配角度来看，要紧的是平均税率，不是边际税率），那么基尼系数将降至26.6%。如果是社会保险改革，那么在编号为（1）（2）（3）和（5）的建议的综合作用下，基尼系数将降至29.4%。这比3%的显著标准略有差距。而采用包括参与性收入方案在内的建议配套方案，即使以较低的税率，也能轻松达到显著降低不平等的标准。如果以较高的税率，这些举措结合在一起能使基尼系数降低5.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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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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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体贫困率而言，第一个步骤——所得税改革和劳动收入税收优惠——作用不大，与儿童津贴改革相结合，贫困率也只能从16.0%降至15.6%。请注意，在改变这些政策时，贫困线保持不变；中位数收入改变，但贫困线（中位数收入的60%）仍由基线中位数水平设定。这种较小的减贫作用，反映出那些目前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家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同时，数量并不太少的家庭（32.8万）将不再能依赖税收减免和其他家计调查型福利。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有资格领取、但目前没有申领家计调查型福利的家庭。这些家庭在当前属于最贫困的家庭。最后一步再次取决于选择哪条路径。如果是社会保险改革，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3.9%——这仍是所有举措的共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是（1）（2）（3）和（5）的配套。如果选择参与性收入且税率维持不变，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2.1%。如果把所有的税率都提高5个百分点（但最高税率仍保持在65%），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0.4%，误差范围约为10.0%—10.9%。重要的是，这些建议不仅会缩小贫困范围，还会降低贫困程度。贫困程度是用贫富差距来衡量，以平均差额占贫困线的百分比表示。在基准情况下，贫富差距为4.7%，对于配套措施执行后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这个数字将降至2.2%，压缩幅度超过一半。因此，参与性收入改革不仅能确保英国达到欧盟2020目标（如果采用社会保险改革，也几乎能达到目标），而且可以向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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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贫困显著降低。社会保险改革［举措（1）（2）（3）和（5）］将把儿童贫困率从16.8%降至14.6%，把儿童贫富差距从4.6%降至3.7%。后一项显示，那些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儿童也将得到相当大的好处。如果是参与性收入和相同税率，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3.4%。如果把所有的税率提高5个百分点（但最高税率保持65%），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2.1%——也就是说，接近5个百分点——贫富差距也将降低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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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配的总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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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建议的收入方案看起来可能涉及令人担心的高税率，但正如之前强调的，区分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很重要。决定所得税多少的是平均税率。平均税率的升幅要小得多。例如，对于这里研究的税率方案，边际所得税率在总收入为6.3万英镑时将达到45%，但平均所得税率在收入超过20万英镑时才会达到45%。还应当记住的是，劳动收入税收优惠建议是为了确保累进税率结构的引入不会提高低水平收入（和养老金）的税率，同时不把这一好处扩大至所有收入水平。这将向低收入者提供帮助，又不会惠及那些有投资收入的人。在这两方面，它都不同于引入一个新的较低的所得税阶，后者会让高收入者和有投资收入的人都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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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根据收入分配每个十分位（以家庭等值可支配收入排序）中收入增加或减少5%以上的人口比例，给出了参与性收入和社会保险这两种政策建议所产生的影响，它们都涉及第8条、第9条和第12条建议。其中，“1”代表收入最低的1/10，显示其中主要是获益者，但也有一些受损者。实际上，对参与性收入方案来说，两组人都更多，72％为获益者，10％为受损者。后一个数字是令人担心的一个理由；但受损者可以通过其他没有被计算涵盖的建议举措得到帮助。例如，由于起征点降低，投资收入不高的退休人员要缴纳更多税收，但他们很可能受益于提高小储户储蓄回报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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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参与性收入的方案更具再分配性，而且相比社会保险方案，收入增长比例超过5％的情况会更有规律地随收入变化。对于社会保险方案，处于收入分配中间人群的收入增加者的比例较高。对于参与性收入方案，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bottom half）的大多数人（52%）的收入增长5%及以上；而社会保险方案，该比例是41%，当然这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如果提高参与性收入的水平，加之提高税率，那么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长5%及以上的比例将升至62%。大规模再分配是有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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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参与性收入方案和社会保险方案对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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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张图显示参与性收入（PI）和社会保险（SI）建议对收入的影响；要想详细了解，请参见文中第13条和第14条建议。这两条建议都与第8条、第9条和第12条建议相结合。建议对不同的收入群组有不同的影响；这里将人口划为十等分，第一组是收入最低的家庭（后10%），第十组是收入最高的家庭（前10%）。在每个收入组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家庭的收入增加了5%以上（在0以上的柱状部分）；也有一定比例的家庭，其收入减少5%以上（在0以下的柱状部分）。请注意在PI和SI建议中，往往都是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高收入家庭收入减少。这些结果只与本书提出的15条建议中的5条有关，但它们能产生25亿英镑的盈余，能帮助负担预算一揽子方案其他部分的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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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结果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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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分析的对不平等的影响，只是这里提出的一部分建议的结果。实际上，第8条建议中还有额外的没有建模的财政举措，它们往往也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的程度。例如，取消投资者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带来的好处本来大多归于收入上层的那些人。此外，必须结合基本的税收—福利模型的局限性来看待上述结果。虽然数据丰富，并且这些计算要比之前的计算方法有更加牢靠的基础，但依然需要对结果保持警惕。就像保拉·德阿戈斯蒂尼和霍利·萨瑟兰在描述这个模型时所强调的那样，“高收入者、个体经营收入和投资收入通常没有被充分代表，有可能是因为相关类型人群对调查的无回复率较高，以及这类收入来源申报不足，尤其是高收入调查对象申报不足”。9因此，这些结果很可能少报了由提高所得税最高税率带来的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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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缺陷是，这些计算没有考虑税收—福利变化引发的家庭总收入变化。提高最高税率可能导致税收收入被夸大。不过，在一揽子方案中也有其他因素会导致家庭总收入增加。我们建议采用的政策措施立足于降低人们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这种福利不仅无法惠及所有有资格获得的人，还增加了繁杂性，严重抑制了许多人的就业和储蓄。采用社会保险方案，将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由2230万减少到1810万。采用参与性收入方案，将更大幅度地把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减少到1710万人，如果连同税率提高，还可以减少到1540万人。这将把用于家计调查型福利的支出由632亿英镑减少到408亿英镑，如果连同税率提高，还可以减少到359亿英镑。这是很大规模的调整：500万人乃至多达700万人将不再依赖家计调查型福利。这也将减少税收减免额和其他家计调查型福利，从而减少面临高边际税率的人数。最重要的是，这将降低管理成本，并让许多人的生活更为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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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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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些计算表明，税收中性的政策措施能显著降低整体不平等、整体贫困和儿童贫困。随着基尼系数由32%降至28%左右，英国将逐渐变得更像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经合组织国家，而不再与美国之类的高度不平等国家为伍。这些建议将显著减少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英国政府已经实施了“普享型福利”并保留家计调查型福利政策，而我在这里证明，还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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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迈向降低不平等的一个步骤。这些计算警示，税收和福利这类传统再分配方式效果有限。由此凸显了本章所提建议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建议试图在采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手段之前先降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实现充分就业、更为公平的薪酬分配格局、更平等的资本所有权，这些是任何降低不平等策略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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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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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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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降低不平等，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有很多理由要求约束不平等。如果我们降低经济结果的不平等，那将有助于实现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被视作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关键特征。犯罪和健康状况不佳等社会问题，也与当今社会的高度不平等特性有关。这些都为寻求降低贫困率和不平等提供了工具性的理由，正如人们还担心极端不平等与民主国家是不相容的。还有一些与我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当下的经济不平等在本质上与良好社会的理念相悖。总之不管担心的理由是什么，问题依旧是，如何能够显著降低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