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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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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绝佳的文集，来自经济发展领域一位世界级的杰出专家。他参与塑造了一股新兴思潮，并将其推进实施：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则逐步衰落？林毅夫关注的那些国家，在六十年前经济还较为落后；但对于发达国家未来的繁荣前景，他的分析同样提供了非常强的启示。他的风格冷静而朴实，这反而使得文章在整体上更加生动并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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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塔·达斯古普塔爵士，剑桥大学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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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于雄心的作品。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帮助下，林毅夫针对经济增长、产业多元化和发展，成功地描述了其复杂的微观动态结构。他还成功地说明了，作为投资者、监管者、经济活动和预期的协调者以及指导者，政府所扮演的重要的补充性角色。所有这一切论述均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而后者本身又处于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中。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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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伯克利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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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设立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并明确有力地说明了哪些结构性转型是必需的，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此前多年，“华盛顿共识”引导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开发机构；如今其已丧失信誉，而本书则提供了一个替代。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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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校级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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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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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阐述了我在2008年至2011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期间的研究项目“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NSE）的主要发现。如果没有世界银行行长Robert Zoellick全面的指导和支持，关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的这项成果是不可能产生的。我非常感谢他在我的任期内给我的鼓励和宝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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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样很感谢K.Y.Amoako、Alice Amsden、张夏准、Anne Krueger、林佑赫、Howard Pack、Dani Rodrik、Joseph Stiglitz、Suresh Tendulkar和Dirk Willem te Velde 对新结构经济学体系提出的富有见解而又详尽具体的评论。他们的评论推动了关于这一理论体系的发人深省而又内容丰富的讨论。这些评论在本书中也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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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就这项工作的诸多方面提出颇有创见的想法和建议的许多朋友和同事。感谢 Shaida Badiee、Gary Becker、Otaviano Canuto、张夏准、Robert Cull、Augusto de la Torre、Christian Delvoie、Asli Demirgü-Kunt、Shantayanan Devarajan、Hinh Dinh、Doerte Doemeland、Shahrokh Fardoust、Ariel Fiszbein、Robert Fogel、Alan Gelb、Indermit Gill、Ann Harrison、James Heckman、Vivian Hon、鞠建东、Auguste Tano Kouame、Aart Kraay、John Litwack、Norman Loayza、Frank Lysy、Shiva Makki、William Maloney、Célestin Monga、Mustapha Nabli、Vikram Nehru、Ngozi Okonjo-Iweala、Howard Pack、Luiz Pereira da Silva、Nadia Piffaretti、Claudia Paz Sepulveda、Brian Pinto、Zia Qureshi、Martin Ravallion、David Rosenblatt、Sergio Schmukler、Luis Servén、Sunil Sinha、Hans Timmer、Volker Treichel、Harald Uhlig、徐立新和王勇，以及其他我在文稿写作过程中曾有幸合作过的许多人。我要特别感谢在最终定稿和校订的过程中与我密切合作的Doerte Doe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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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是从我之前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关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研究成果中演化而来的。本书也收录了我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几篇论文。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我以前的同事龚强、霍德明、巫和懋以及以前的学生陈斌开、胡书东、李飞跃、李永军、李志赟、刘明兴、刘培林、孙希芳、徐朝阳和张鹏飞，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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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世界银行出版办公室在Carlos Rossel的指导下提供了优质的编辑、设计和印刷服务。在此，我要感谢Santiago Pombo-Bejarano、Patricia Katayama、Aziz Gökdemir、Penise Bergeron和Martha Got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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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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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发表以来，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为着迷的课题。以今天的生活标准衡量，在18世纪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在上千年时间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增长率一直在年均0.05%左右徘徊。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现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才开始加速，19世纪的年均增速跃升至约1%，到20世纪又翻了一番，约为2%。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变化。18世纪之前世界总收入翻一番要用约1400年，但在19世纪，同样的过程只用了约70年，到了20世纪，现今发达国家只需要35年（Maddison，1995）。然而，增长加速仅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西欧的一些经济体，还有英国的“海外分支”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Maddison，1982）。这导致了各国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最发达的少数国家和占大多数的底层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比率从1870年的8.7倍上升到了1960年的38倍（Pritchet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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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独立，并开始了战后或独立后重建。到20世纪末，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或是显著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日本在1950年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到了1970年，就已经达到了美国收入的63%，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崛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瞩目的年均9.6%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则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关键制造业部门的持续升级驱动的。采用外向型和市场友好型发展战略，“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至90年代早期以超过7%的年经济增长率快速成长。这表明保持令人瞩目的高经济增长率、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是可以实现的。近年来，一些大的经济体已经起飞，如中国、巴西和印度，使它们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世界银行，2011）。这些国家的高经济增长率导致贫困的显著减少。在1981—2005年间，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减少了一半，从52%下降到了26%。这种贫困的减少在我的祖国——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1981年，中国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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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21世纪这种高速且持续的增长扩展到了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但这样的增长仍然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规律。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过长期持续的增长乏力（Reddy and Minoui，2009）。1960—2009年间，仅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达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在支撑全球增长中的权重不断上升，但其中许多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在1960年已经取得独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9年几乎四分之三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倒退回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是西欧的一些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拉丁美洲的两个岛国（巴巴多斯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如果我们能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发展尝试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从少数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探索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向政策制定者提供释放他们国家增长潜力的政策工具，贫困将可以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往昔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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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Kuznets，1966）。所有仍处于贫困中的国家都未能实现结构转变，也就是说，它们未能实现从农业和传统商品生产向制造业和其他现代经济活动的转变。在目前发展难度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63%，其2005年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反而还低于1965年（Lin，2011）。近期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亚洲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差异的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结构转变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McMillan and Rodrik，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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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各个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流派实际上都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并把结构的差异看做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他们都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促进结构转变。在这一时期，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如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首次被大多数国家大规模使用以管理国际收支差额。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以凯恩斯主义作为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提倡“直接控制教条”（dirigiste dogma）（Lal，1983），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有着不可消除的差异，并将其作为他们理论的中心论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发展机构遵循了这些政策建议。从拉丁美洲到欧洲、亚洲和非洲，结果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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