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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经济发展思潮提倡的政府干预主张的失败催生了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思潮，后者强调政府失灵，采取非结构性的思路实现经济发展。该思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和提供经济发展的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他们的政策建议中忽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结构差异，期待结构转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自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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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8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挑战。理性预期理论成为关于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体系；对于支持国家在利用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而言，理性预期理论也有助于反驳其结构主义理论基础。新的经济发展思想强调矫正价格，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强化保持市场良好运行所必需的各项制度（产权、良好的治理结构、商业环境等），培养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以适应技术进步对熟练工人日益增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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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机构和政府相关机构是这一波经济发展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并通过它们的方案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它们的政策建议和附加条件很大程度上以其稳定经济和结构调整的方案为基础。这些方案反映了新的主流思想，并倡导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严密的稳定经济方案的实行。这些政策在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效果不佳，充其量是值得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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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的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些奇怪而出人意料的事情：人们观察到20世纪后半期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思想或第一波和第二波经济发展思潮的政策主张。这一令人不解的事实促使研究者们重新审视一些构成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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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以来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和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国家在就业结构和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方面都经历了意义深远的结构转变。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展、争论和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由一小群经济学家如Dani Rodrik、Ricardo Hausmann、Andres Velasco、Philippe Aghion、Michael Spence、Ann Harrison、Célestin Monga、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人推动的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潮正在形成中。它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经济学家一致认同市场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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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阐述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为这一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潮开辟道路。考虑到过去数十年中经济增长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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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的时刻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它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即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结构升级到资本相对丰裕的结构）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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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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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并对由先行者产生的、无法被私营企业内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没有这样的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补偿，经济发展的进程将放缓。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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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回顾了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并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论点和推论。这一章还包括了我的同事Anne Krueger、Dani Rodrik和Joseph Stiglitz对这一体系富有深刻见解的评论，以及我对他们的评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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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是如何对以往关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思想做出补充的。本章比较了新结构经济学的预言和由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在2008年出版的增长报告中认定的成功国家的特征事实，并讨论了从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得出的政策建议。比较优势原则和国家在促进结构转型方面的作用是本体系的两个关键方面，在本章后面张夏准和我的辩论中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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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在本书第三章阐述。该框架依据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为政策制定者促进结构转变设计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它指导政策制定者如何甄别与一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新产业。同时，它讨论了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等产业升级的内在问题，也讨论了有助于克服这三大制约的政府政策。通过解释以往的产业政策缘何屡屡失败，本章也提示政府不要采取那些旨在保护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政策。Dirk Willem te Velde、Suresh Tendulkar、Alice Amsen、K.Y.Amoako、Howard Pack和林佑赫对这一思路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评论。最后，本章以我的一个回应作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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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说明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应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以尼日利亚为例，本章选取了合适的参照国（comparator country）并选取了许多尼日利亚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而参照国可能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本章认为，以下产业可以作为政府干预的目标：食品加工、轻工制造业、 箱具制造、制鞋、汽车零部件制造和石化制造业。本章还讨论了这些产业的价值链中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紧约束，以及对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与治理结构相关的各种问题的一些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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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集中探讨金融结构和发展的问题。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金融结构都有着显著性的差异。本章论证了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内生于该国对金融服务的真实需求，后者以该国的产业结构为基础，而产业结构又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历史上，金融学文献曾认为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本章概述了支持如下观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且内生于产业结构。本章还讨论了实际金融结构背离最优结构的一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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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第六章提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那些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有着更高的增长率、更低的经济波动性和更小的不平等。本章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不合理。在过去，政府优先发展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集中全力促进该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为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部门创造可行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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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指出，随着经济有力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迅速上升，在21世纪的多极增长世界中，这些新兴市场经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这为其他低收入国家进入这些行业提供了黄金时机。仅中国现在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有8500万个制造业岗位。如果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国家能够得到这些工作岗位，它们就能实现有力增长，减少贫困，并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因此低收入国家应该在认真挑选的领先国家中甄别成熟产业，并为本国私营企业或来自参照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这些产业提供便利，以将其后发劣势转变为优势。同时，本章还概括了主要的一些政策建议，并做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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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11年5月4日我在马普托发表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年度演讲中所说，我相信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只要它的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体系促进该国私人部门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Lin，2011）。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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