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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1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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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那时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人类过去百年历史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对这一期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不同国家迥异的经济发展绩效而着迷。一方面，他们会对巴西、智利、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少数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感到吃惊。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快速地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业经济，使数亿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许多其他国家未能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感到迷惑不解——在这些国家，仍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他们还将注意到，尽管发展中国家自身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得到了许多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但是除了少数成功的经济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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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驱动力。当前所发生的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促使我们对现有的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因此，这也是经济学家重新检验经济发展理论的好时机。本文讨论了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然后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可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一个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它的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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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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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工业化”）这种两分的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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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然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硬件”和“软件”（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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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下部分组织如下：首先，回顾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并对其中的几个主要学派做出评论。然后，我将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以及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作用。最后，我将比较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并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一些主要政策议题做出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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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发展思潮和发展经验的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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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可持续增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这种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过程是现代以来才发生的。从亚当·斯密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好方法。他们假设，在那些繁荣的经济体中，所有关于资源配置的决策都由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中互动的经济个体做出。价格机制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还决定为谁生产。家庭和企业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却使他人和整个社会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尽管自由放任的主张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但它仍然在所有国家都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框架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理论框架确实提供了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真知灼见，但却忽略了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区别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处（Kuznet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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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研究沿着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两条彼此相关却又独立的路径前进着。尽管一些现代增长理论的关键要素（竞争性行为、均衡动态机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收益递减的可能性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已经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出现（Ramsey，1928；Schumpeter，1934），但是系统性的建模工作是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那时一些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模型。Harrod （1939）和Domar （1946）引发了大量基于这些路线的研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索洛斯旺（Solow-Swan）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分析的浪潮。这一研究浪潮的目标是理解增长机制、甄别增长的决定因素、发展增长核算技术，而这些都有助于解释动量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一代研究者强调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些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预测是条件收敛，这一预测以资本收益递减的假设为前提——穷国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更少（相对于其长期或稳态工人平均资本水平），所以穷国可以增长得更快。尽管这一假设使得模型得出了条件收敛的重要预测，但它仍然看起来很奇怪：技术这一决定一国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却被这些模型排除在外（Lin and Mong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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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技术变迁有说服力的理论，于是形成了新的一波研究经济增长的浪潮。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假定技术是非竞争性的，因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大不相同——它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他人无限使用（Romer，1987，1990；Aghion and Howitt，1992）。然而，重要的是下一个逻辑环节，我们需要对技术的公共品属性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把它看做一个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这波研究对技术做出重新分类，不仅把技术当做一个公共品，还把它看做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私人控制的物品。然而，把它看做是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从而给予它某种程度的可排他性或私人专用性，不足以保证生产和使用它的激励是社会最优的。因此，技术市场偏离完全竞争是必要的。这种偏离导致了较高的方法论回报。新古典增长模型把技术和要素积累看做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模型则通过新思想的形成解释了技术随时间增长的原因，并为技术边界（technological frontier）模型提供了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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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技术扩散是如何发生并带来或维持接受国的经济增长的，以及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回答这些重要问题，人们近年来考虑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可能性（Jones，1998；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Glaeser and Shleifer，200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取得了进步。然而，在甄别用以维持和加速某些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方面，经济增长研究仍面临方法论上的重大困难和挑战。在经济发展理论的这一特定领域，理论进展非常缓慢。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的一篇论文将发展问题带入了这一学科的前沿。这篇论文表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本质上取决于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的互动。具体而言，它认为，只要市场大到能够让现代生产方法的高效率足以弥补高工资所带来的成本，现代生产方式就会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更有效。但是，市场规模本身又取决于这些现代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因此，如果现代生产方式被大规模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是自我加强且自我维持的。反之，经济将被无限期地困于贫困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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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Chang，1949；Lewis，1954；Myrdal，1957；Hirschman，1958），这些研究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这些早期的发展理论认为，市场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手段 （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Hirschman，1958）。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的经济窘境和贸易条件恶化，以及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的文章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长期的，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所谓的进口替代过程来发展本国制造业。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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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国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失败了。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非洲和南亚国家的情形，这些国家那时采取的发展战略中，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是其关键特征。许多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未能实现有力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违背了由自身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顾国内资本的稀缺，去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了实施这种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去保护优先部门中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Lin，2009a；Lin and Li，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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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这些不可持续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他成本：（1） 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强化了激励结构的扭曲，使得经济的消费组合未能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率；（2） 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 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强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有着紧密的联系；（4） 带来寻租和腐败的机会，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Krueger，1974；Krugma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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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经济发展思潮，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被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都对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出现了，并反驳了结构主义关于如下论断的理论基础：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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