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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增加，生产和市场规模也有了变化。远距离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因而，为了给新升级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其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一个灵活、平稳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革成本，而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进行的自发协调往往也不可能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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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Rodrik，2004；Lin，2009a；Lin and Monga，2011；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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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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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有的科研活动一样，对经济发展的思考必然是一个不断融合、发现和再创造的连续过程。我们现有的知识，都源自过去数十年来不同背景、不同学科的思想家的努力，而且是在一波又一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十分自然地，这里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文献相比，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差异。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依据，应该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见解，以及由它引发的未来研究议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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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结构变迁文献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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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在经济发展背景下讨论结构变迁的文献大多与Rostow （1990\[1960\]） 和Gerschenkron （1962）有关。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经济发展，前者认为，根据各国的增长水平，可以把世界各国分为五类：（1） 传统社会，特征是维持生存的经济，产品未被用于交换，甚至未被记录，以物易物的存在，农业在经济中占比较高且是劳动密集型的；（2） 具备增长所需的前提条件的社会，资本在农业中的使用增加，采矿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储蓄和投资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3） 处于经济起飞状态的社会，投资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更高，储蓄有了进一步的积累，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4） 走向成熟，且财富积累既导致在高附加值产业的进一步投资也导致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此时经济增长变得可自我持续，产业多元化，更尖端的技术被使用；（5） 高消费社会，产出水平很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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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Rostow的观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相似的发展水平序列，以及这一观点的推论——把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进行普遍化是可能的，Gerschenkron提出了质疑。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并非五个不同水平的机械序列。尽管一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反映了该国禀赋结构的变化，但是在禀赋结构类似的国家，产业发展的方式可以是不同的和非线性的。在市场全球化、新产品层出不穷、技术变迁持续不断的今天，这一点尤为正确，各国可以利用许多在过去不可能获得的机会，并专门发展彼此不同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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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委员会（the Growth Commission，2008）以及Jones and Romer （2009）提出了现代增长分析的一些关键的特征事实：在发展产业中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在本国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都是最强的。其结果是，该国的收入可能达到最大，用于储蓄的剩余也可能达到最大。资本投资的收益也会达到最大。这样，家庭就会有最高的储蓄倾向，使得该国的禀赋结构得到更快的升级（Lin and Monga，2010）。围绕这些特征事实，存在一些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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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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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旧”结构经济学的相同之处是，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并且都认为，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时，政府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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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其对结构刚性的根源看法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存在一些市场失灵，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市场失灵是由结构刚性外生决定的，而这些结构刚性的存在，又是源于垄断的存在、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反常反应和/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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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结构经济学对世界的看法是两元的、有局限性的，它把世界各国仅仅分为两类：“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因而也就相应用两分法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处于一整个谱线上的不同发展水平。新结构经济学还抛弃了依赖理论。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世界上，通过进行产业多样化并建立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上通过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经济收敛，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逆转不利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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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其对经济管理中运用关键工具的理论依据不同。旧结构经济学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看做现代化目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经济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主要政策工具有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刚性汇率政策、金融抑制，以及在大多数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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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把进口替代看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爬升产业阶梯的自然现象，前提是进口替代符合禀赋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但是，新结构经济学抛弃了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该战略依靠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运用财政政策或价格扭曲来发展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结构经济学还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该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相一致，后者反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Lin，2009a；Lin and Chang，2009；Lin and Monga，2011）。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并为经济的产业发展过程提供便利，因此，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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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一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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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穷国取得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尽管从新结构经济学推导出来的具体政策措施尚需进一步研究，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国情，我还是将在这一部分就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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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极高的失业率以及发生大萧条以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政府适当的财政政策就是维持预算平衡。20世纪早期严重经济危机导致了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观点的出现，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使用税收和支出政策来缓和经济周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有一个隐含的假定，那就是乘数大于1[9]；这一假定的推论是，政府可以做一些私人部门做不了的事情：以几乎为零的社会成本动员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失业劳动力和闲置资本），也就是说，在政府这样做时，GDP的其他部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会因这些政策而下降。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提出了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指出了所谓“李嘉图等价”陷阱存在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家庭事实上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调整消费和储蓄决策。他们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刺激方案）会被看做是需要在未来偿还的即期支出或税收减免。他们的结论是，在GDP 给定的情况下，乘数有可能小于1，政府支出的增加并不能引起GDP 其他部分的同等增加。新古典经济学甚至还指出了一些罕见的乘数为负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政府财政紧缩的效果反而是扩张性的（Francesco and Pagano，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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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会不同，原因在于两类国家利用反周期支出进行促进生产率的投资方面的机会不同。一般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实物基础设施是一个紧约束；而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衰退就将成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绝佳机遇，原因有三。第一，这些投资不仅增加了短期需求，也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10]；第二，投资成本低于正常时期；第三，未来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弥补这些投资成本，从而避免李嘉图等价陷阱（Lin，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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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遵循本国比较优势来促进产业发展，其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性很大，贸易方面将表现良好，需要政府补贴的无自生能力的企业也会较少，因此其经济将更有竞争力，财政状况和对外收支也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该经济发生内源性危机的次数将更少。而如果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打击，比如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执行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事业进行投资。这些公共投资将提升经济的增长潜力，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并在未来产生足以清偿初始投资成本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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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除了对财政刺激措施的态度不同，就管理自然资源财富提出的战略也不同。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建议，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适当比例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并对非资源部门的先行者进行补偿以促进结构转型。为达到最大效果，用这些资源性收入进行的投资项目应该有助于消除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紧约束，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教育部门。微观经济分析表明，即使穷国工厂里的出厂成本跟富国相同，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也将导致这些穷国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非洲国家的货运成本和保险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0%[11]，道路货物运输时间是亚洲国家的2到3倍。由于缺乏金融资源和合适的政策框架，许多这类国家往往无力维持必要的投资水平和维护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政府财政措施不应是将自然资源收入存入主权基金并投资于外国股权或外国项目，而应将其相当大的比例投资于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国内或地区性项目，比如那些刺激新制造业发展、使产业多样化、提供就业，以及使得产业不断升级的潜力有所提升的项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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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旧结构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即中央银行不是独立的），并通过影响利率甚至影响部门信贷配置来执行。但旧结构经济学同时也认为，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曲线，这些因素的影响过于强大，以至于单凭货币政策并不能实现足够的投资、将资源配置到战略部门以及减少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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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预期革命的基础上，对于货币政策可被用来支持产业发展这一观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质疑。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并提倡由独立的中央银行采用短期利率政策来维持总体价格水平（或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速），而不是刺激经济活动，引发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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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被用做反周期的调控工具，也完全有可能在衰退时期被用做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投资的工具。这些措施将有利于经济在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对于发达国家，在衰退和产能过剩时期，以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经常是无效的，尤其是在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很少、人们的预期普遍比较悲观、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经济很有可能已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这时名义利率已接近于零。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是不太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即使国内现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空间仍然很大。在衰退时期，只要利率足够低，这些国家的企业就会有激励进行能够提升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的投资。况且，这些国家通常面临很多基础设施瓶颈，在萧条时期降低利率将促进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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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政策目标的传统观点太狭窄了。在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刺激那些能够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衰退时应该不仅仅降低利率（如多数情况下标准的泰勒规则）。它还意味着，货币当局需要诉诸暂时的利率补贴、灵活的信贷配置规则、类似的限时政策工具等手段，政策指向是被开发银行看做紧约束的基础设施项目，最好是那些处于回报最大、政治经济约束易于管理的地理位置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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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人们普遍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但对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具体作用却众说纷纭。人们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之一是缺乏资本积累。从这一点出发，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国家金融部门的问题源自普遍的市场失灵，这些市场失灵无法单靠市场力量自身来克服。[13]他们建议政府插手干预这一资本积累过程，动员储蓄，配置信贷，以支持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常常导致金融抑制（McKinnon，1973；Shaw，1973）。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对预算软约束的信念导致政府在国有金融机构积累了赤字，并产生了一个普遍的、自我抑制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不仅存在于银行业，还存在于私人企业（Monga，1997）。吸取这些教训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倡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官僚们通常既无激励也无能力有效地干预信贷配置和定价，而界定清晰的产权体系、运作良好的合约制度安排以及竞争会为一个健全的金融系统的出现创造条件。他们建议政府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限制（Caprio and Honoh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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