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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尽管也同意金融压抑的负面效果，却强调如下事实：那些扭曲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保护发展中国家优先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新结构经济学还强调，要在转轨过程中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对国内金融和对外贸易部门进行自由化时的政策顺序就很重要。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每个给定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可能取决于当时的主导产业结构、平均企业规模和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内生决定于当时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国家的政策往往不顾自身经济结构状况偏爱大银行和股权市场，但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这些收入较低的国家不应复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而应将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作为其金融系统的基础，以使得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小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随着产业升级，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赖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型银行和复杂的股权市场也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Lin，Sun and Jia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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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旧结构经济学认为世界以中心—外围关系为特征，倾向于认为外国资本是工业化国家及其跨国企业用以维持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有害的控制的工具。他们否定跨国资本自由流动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看法，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看做发达国家取得对穷国企业的所有权和主导穷国经济的工具。旧结构经济学因此倡导对一切形式的国际金融流动予以严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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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跨国资本流动有以下几个好处：使储蓄不足的国家能够为国内有前景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使投资者多样化其投资组合；使投资风险分散更广；推动跨期贸易，即以今天的商品换取明天的商品（Eichengreen等，1999）。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以期实现更为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大的投资多样化可能性、更快的经济增速以及更为缓和的经济周期。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不完全信息、资本的大进大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也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金融市场，导致次优结果，损害社会总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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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跟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的目标投资方向往往就是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相较银行贷款、债务融资以及资产组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而言，在恐慌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不太会突然逆转，也就不会像债务和资产组合投资那样因资金流向突然逆转而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技术、管理、市场渠道和社会网络，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是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应成为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有益的组成部分。相反，资产组合投资快速进出，金额巨大，主要从事投机活动（集中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会引起泡沫和经济波动，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应受到鼓励。[14]Lucas（1990）提出了一个谜题：资本为什么会从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流向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解释这一谜题；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改善，也未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所积累的资本可能面临收益递减的困境，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收益降低，资本就流向了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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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对于外贸，旧结构经济学曾有多种研究思路，但它们都一致认为，与全球经济相融合必然会固化现有的世界权力体系，在这个权力体系下，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宰发展中国家并剥削其经济。为摆脱这种依赖陷阱，旧结构经济学家建议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发展中国家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直至其现代产业有能力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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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危机都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外汇以偿还债务和购买进口商品。他们建议外贸自由化和大力发展出口，以出口收入挣取外汇，从而解决这一问题。这也与如下观点一致：在长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比内向型发展战略更有效。还有人认为，外向型发展战略能够提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这些工人的工资水平，正如在几个成功的东亚经济体所发生的那样（Kanbur，2009），这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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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都认为进出口内生取决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出口是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特征，其变化反映了比较优势的变化）。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达到比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和结构转型速度。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收敛至关重要。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法。在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已被自由化的部门的高速增长为改革旧的优先部门创造了条件。在转型过程中，这种实用的两轨法思路有可能在没有人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目标（Naughton，1995；Lau，Qian and Roland，2000；Subramanian and Roy，2003；Lin，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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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关于人类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旧结构经济学言之甚少。与之相反，新古典经济学表明，许多国家在19到20世纪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因为这种进步提高了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经济理论则进一步阐明，增长是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如下现象：所有那些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同时出现了科技的巨大进步和教育培训的大幅增加。教育、培训、健康，这三者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Becker，1975；Jones and Rom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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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资源禀赋的组成部分。对经济个体而言，在与经济发展相伴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将增加。当各个企业沿着产业阶梯攀登至新的、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并越来越接近世界产业前沿的时候，它们面临的风险水平也更高。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者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Schultz，1961），但其形成则需要很长时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若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以后可能就没有能力弥补这一损失。在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中，新产业、新技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因此提前做好规划并进行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否则，人力资本要么因为投资不足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紧约束，要么则因为教育培训投资过快使一批高学历的劳动者无法找到相应的工作，而造就沮丧的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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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精心设计的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应该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结构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并使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这些战略的关键是要遵循Lucas（2002）的建议：人力资本拥有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这个战略还应针对各个劳动者在其生命周期上所处的不同阶段来设计提升其劳动技能的政策[15]，政府和私人部门应该通力合作以预计和应对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技能要求的变化。二战后，有13个国家或地区[16]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增长，新加坡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是把人力资本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成功范例（Osman-Gani，2004）。它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已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把在职培训也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新加坡还根据本国的其他战略性经济政策不断修订和调整其人力资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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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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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带来的影响，这些扭曲来源于政策制定者过去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些政策制定者对旧结构经济学的信念，使他们高估了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的能力。新结构经济学还指出了如下事实：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常常未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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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框架，来理解人们观察到的、关于持续增长的各种特征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 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 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 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过去几十年中，有一些分析框架曾主导着人们对于发展的思考，却同各国的经验事实鲜有联系。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并不是用另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框架来替代它们，而是考虑各国的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提出一条因国而异的、严谨的、有创见的、对于发展政策来说切实可靠的路线。这一框架强调，应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上结构差异的影响，尤其是涉及适当的制度与政策，以及结构转变过程中私人部门面临的各种约束与激励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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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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