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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观点没有任何新意。能够称为“新”的部分是如下断言：协调和基础设施升级应该以某种方式与一些特定产业相联系。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选择基础设施项目时应该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如果“外部性”与“协调”是重要的，那么它们是对特定产业重要还是对整个工业经济重要？如果是前者，那些产业如何确定，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又如何估计外部性？或者这些产业会被确定吗？如果认为基础设施是与特定产业相关的，也无法搞清楚是什么基础设施。就像讨论幼稚产业的存在性一样，相信它（可能）存在是一回事，确定哪些产业是幼稚产业又是另一回事。即使这些产业存在而且能够被甄别，又会出现如下问题：政府该提供怎样的激励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些激励会是企业专有的吗？是以关税的形式么？或是对企业或产业的补助呢？每一种形式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显得更“传统”，那么什么是新的呢？如果基础设施是产业专用的（或者产业群专用的），同样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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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毅夫是如何考虑的，很多地方都有线索：“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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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幼稚产业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如何预测这些信息外部性呢？Baldwin（1969）指出，除了甄别这些外部性之外，这个观点还存在着很多困难。而且生产和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企业通常都了解国际市场中的机会，并在积累了经验之后选择进行升级。这种学习过程对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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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毅夫总想的另一个线索是他倡导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他说道：“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这将如何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林毅夫坚持认为，只要基础设施同比较优势未来的演化方向是一致的，它就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升级。但是他并未深究未来演化方向的甄别方法。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似乎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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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承认所有事情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在进行大型投资时只关注特定领域却忽略其他领域的战略非常值得怀疑。为什么在分配稀缺资本时，使得一些活动具有很好的基础设施而其他的却基础设施不足？这个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扭曲。另外，我们还要问一问：为什么软件基础设施，例如“商业环境”（由商业准则、税收和补贴结构、相关规定等构成），不能适用于整个经济体？而且，哪些领域或产业应该受到特别优惠？林毅夫没有就选择这些领域或产业的标准展开讨论。而硬件基础设施到底有哪些不包括道路和港口且是产业特定的，对此也没有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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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如下命题的基础上：公共部门的决策者知道多快的“升级”速度是合适的，也知道外部性的程度有多大。这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即使我们能够知道哪些活动具有比较优势，这样的优势通常是这样形成的：小企业进入，它们中的一些取得成功并逐渐发展壮大。任何升级战略都将不可避免地偏爱大型名企，因此将遇到以前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遇到的问题，而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进口替代战略是失败的。在产业中挑选优胜者非常困难；这种挑选不能是针对特定企业的，否则就会出现腐败和任人唯亲这一类老问题。同时，要支持的“产业”作为一个内部无差别的实体也很难认定：纺织业是一个产业么？合成纤维是一个产业么？尼龙是一个产业么？当然，这样的细分还能够继续下去。随着资本和劳动技能逐渐积累，如何决定把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建在哪里呢？又如何决定哪些企业将有资格进入这些园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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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的另一条论点与扭曲的作用有关。他似乎认为，原先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扭曲了产业结构，从而影响了后续政策的制定。具体地，他说道：“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法。在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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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这些产业应该给予多少保护；保护持续多长时间；如何选择需要保护的产业；等等。林毅夫同样没有说明。而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想象，要求力度更大、时间更持久的保护的政治压力会有多大。大家都知道，保护一些产业就意味着不保护其他产业，所以改革的收效必然会被削弱。更麻烦的是，对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的改变都是不可逆的。林毅夫的解决方法将使创造可信度的难度加大。而更缓慢的转型意味着时间更长，而在这段时间内增长是缓慢的，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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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林毅夫的分析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很多人会支持的，但有两个方面不足以令人信服。一个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甄别，另一个是产业专用的基础设施的提供。林毅夫希望大家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证明产业（或产业群）外部性的存在；如何事先甄别和测度这种外部性；何种政府支持将提高潜在福利和增长前景，而不像进口替代政策那样带来寻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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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未被回答之前，新结构经济学恐怕会被作为政府支持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的许可证，其作用方式可能并不比进口替代策略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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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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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win,Robert E.1969.“The Case against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7（3）
:29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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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罗德里克[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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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希望让结构主义经济学重回历史舞台，我十分支持他的想法。他希望将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我同样支持这一想法。我已经支持他两次了，我暂时保留我的第三次支持，这样我就能对他写的一部分内容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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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不只是富裕国家的缩小版本。要理解低发展水平的困难，就必须理解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是如何决定的，特别是传统和现代生产活动下社会边际劳动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还必须理解如何克服结构转变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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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想要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提出建议，我们就需要理解人们面对的激励。比如说，为什么老师会教书，并把有用的知识和技巧传授给学生；为什么企业家会在新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者也必须有激励去做经济意义上“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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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它既不摒弃当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能够适当考虑到发展中经济的特定情况。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才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合适的依据。它既不假设政府全知，又不假设政府完全利他。它能正确看待市场的力量和效果。但它也不会毫无保留地认为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只要政府不加干预，发展本身就能自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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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如林毅夫正确指出的，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列举了政府的许多值得期待的功能，例如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企业间和产业间的投资、信息外部性的内部化、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等。这类政策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可能是不必要的或者多余的，但是对于急需发展的贫穷国家来说则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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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传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他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倡导的政策与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不一致。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林毅夫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服从”比较优势，而不是“抵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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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我要跟林毅夫讨论的地方。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我不明白这如何进行。如果你像林毅夫一样相信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么你就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妨碍了企业合理地进行投资，你就必须承认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的信号——在这里投资，而不是那里，这时根据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对社会来说就是次优的。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反映比较优势的时候，比较优势才对企业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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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林毅夫建议政府介入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向政府推荐上面列举的政策——协调投资、培育新产业等——的时候，他也同时建议政府抵制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方面，在传统学派和新学派之间并没有太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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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不希望政府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培育那些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就是日本和韩国在转型时期做过的事情吗？不就是中国一直在成功进行的吗？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它富裕3—6倍的国家应该生产的。如果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专门化生产它的要素禀赋决定的产品，那么它会像现在这样出口高级产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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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区分了静态和动态的比较优势，但我不认为这个区分是适当的。市场失灵在市场价格和社会边际价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并且扭曲了用以显示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这些扭曲是反映在跨期相对价格上，还是反映在现在的相对价格上，这些都不重要。林毅夫推荐的那些政府政策旨在抵消这样的市场扭曲，它们的预期效果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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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与林毅夫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可能林毅夫心中所想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需要比旧结构主义者推荐的温和一点。它们必须更尊重市场和激励；必须充分注意到政府失灵的影响；还必须特别考虑市场失灵，而不是去特别考虑私人部门那些模糊的缺点。我同意以上所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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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它与我们刚刚得出的政策含义相关。原则上来说，用于应对市场失灵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如果问题是一种信息溢出，那么最优的方法就是补贴信息产生过程。如果问题是缺乏协调，政府的最优方法就是撮合各方，协调投资。事实上，我们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现实情况是，结构主义——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新学派——要求的那类政策必须在一个次优的环境中实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一切就不再是那样直接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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