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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如林毅夫正确指出的，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列举了政府的许多值得期待的功能，例如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企业间和产业间的投资、信息外部性的内部化、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等。这类政策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可能是不必要的或者多余的，但是对于急需发展的贫穷国家来说则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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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传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他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倡导的政策与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不一致。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林毅夫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服从”比较优势，而不是“抵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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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我要跟林毅夫讨论的地方。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我不明白这如何进行。如果你像林毅夫一样相信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么你就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妨碍了企业合理地进行投资，你就必须承认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的信号——在这里投资，而不是那里，这时根据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对社会来说就是次优的。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反映比较优势的时候，比较优势才对企业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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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林毅夫建议政府介入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向政府推荐上面列举的政策——协调投资、培育新产业等——的时候，他也同时建议政府抵制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方面，在传统学派和新学派之间并没有太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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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不希望政府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培育那些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就是日本和韩国在转型时期做过的事情吗？不就是中国一直在成功进行的吗？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它富裕3—6倍的国家应该生产的。如果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专门化生产它的要素禀赋决定的产品，那么它会像现在这样出口高级产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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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区分了静态和动态的比较优势，但我不认为这个区分是适当的。市场失灵在市场价格和社会边际价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并且扭曲了用以显示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这些扭曲是反映在跨期相对价格上，还是反映在现在的相对价格上，这些都不重要。林毅夫推荐的那些政府政策旨在抵消这样的市场扭曲，它们的预期效果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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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与林毅夫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可能林毅夫心中所想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需要比旧结构主义者推荐的温和一点。它们必须更尊重市场和激励；必须充分注意到政府失灵的影响；还必须特别考虑市场失灵，而不是去特别考虑私人部门那些模糊的缺点。我同意以上所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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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它与我们刚刚得出的政策含义相关。原则上来说，用于应对市场失灵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如果问题是一种信息溢出，那么最优的方法就是补贴信息产生过程。如果问题是缺乏协调，政府的最优方法就是撮合各方，协调投资。事实上，我们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现实情况是，结构主义——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新学派——要求的那类政策必须在一个次优的环境中实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一切就不再是那样直接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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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这就是林毅夫所建议的渐进法，比如渐进地进行贸易自由化。对于一些难以事先准确甄别，或者不能用庇古最优干预手段适当应对的市场失灵来说，这样一种方法至多是一种次优的补救方式。但是这与旧结构主义方法有多大不同呢？大部分结构主义者不也认为政府保护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具有了必要的工业能力之后就该摒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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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重申，我与林毅夫的分歧是次要的，相比我们在大部分观点上的一致，这些分歧不值得一提。我们的争论有点像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内部争论——革命是需要加强阶级斗争呢，还是可以跳过阶级斗争呢——而他们的观点跟外部世界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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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同行者，我被林毅夫所尝试做的事情深深地鼓舞着。现在是应该恢复他理论中的那些常识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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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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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当我还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提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挑战是从此前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学习。这几十年中，一部分国家（大多数在亚洲，一小部分在其他地区）实现了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的巨大成功；然而其他许多国家却在缓慢增长，甚至停滞或倒退——这与传统经济学模型的收敛预测是不一致的。那些成功的国家实行了与华盛顿共识大不相同的政策，虽然有些部分是相同的。华盛顿共识中所建议的政策并未带来高增长、稳定或者贫困的减少。我离开世界银行后不久，采取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阿根廷出现了危机，这加重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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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也使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质疑。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被认为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成功地向市场导向型政策框架（即所谓的“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型？这场讨论不是关于目标本身，而是关于实现目标的路径。其中有些人支持“休克疗法”，其他人则觉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方式更加合理。全球金融危机向这个模式提出了质疑，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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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短文中，我希望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增长和稳定的长期经验，以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论理解，对研究发展的“新结构方法”提供了支持。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与林毅夫的观点类似，而在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这种方式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也不有效。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是大萧条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实行强力金融管制的短暂时期。有趣的是，那段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增长的成果被广泛共享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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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不仅只有一个限制性的功能，它也能起到建设性的和推动性的作用。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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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对无约束市场的效率和稳定的看法上，还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自从索洛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文（Solow，1957）发表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的革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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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增加是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一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中强调，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只是资源的差距，还有知识的不同。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受到哪些限制理解得很好，但对国家间知识差距缩短的速度受到哪些限制就不那么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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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所得出的发展战略与从新古典模型中得出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差异。前者注重吸收、消化并最终生产知识，而后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增加资本和资源的有效分配。既然经济体的部门结构取决于资源禀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的结构会有一个自然的进化。市场有效地分配资源，使得经济结构随着（内生的）资源禀赋变化而变化。在这种观点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不妨碍市场机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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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通过提出一系列的市场缺陷来驳斥上面的观点。例如，资本市场的缺陷意味着新的企业往往很难融资，而这些新企业的融资是部门调整的要求。个人没有足够的资金供自己教育使用。经济中普遍地存在外部性——不仅是环境外部性，而且还有那些与系统风险相关的外部性，这次经济危机里就表现得甚为明显。过去20年的研究探讨了像资本市场缺陷这样的市场失灵造成的结果，并将这些缺陷归咎于不完美和不对称的信息，并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一些国家的一些时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好的金融管制（比如印度的金融管制）能够保护一个国家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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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我和Greenwald称之为“婴儿经济”——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6）。知识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商品。知识积累与外部性有内在的联系——知识溢出的存在。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公共品。如果知识的积累、吸收、消化、生产和传递对发展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就无法保证市场本身能走向成功。而事实上，的确有人认为市场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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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主义方法”和这种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对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式提供了建议，强调政府调控经济时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式。问题是比较优势的某些最重要的元素是内生的。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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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商品交易是要素移动的替代品。这个理论提出之后，资本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才以现在的方式流动。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对于除农业之外的产业，就不再需要用自然资源禀赋来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了。[24]简而言之，国家无需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企业管理的“禀赋”。政策应该关注促进和改造这些禀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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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国政府希望避免提出这些问题，它们也难以避免。因为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都会给“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的投资方面，这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和竞争方面的政策来说，这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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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甄别有必要学习的部门，这些部门学习的收益未被企业自己全部得到，因此在学习方面投资不足。在其他文章中，Greenwald和我提出，这意味着应该对工业部门予以鼓励，因为工业部门一般具有较大的溢出效应。以上观点能够解释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成功。如果韩国让市场自己运行，它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了。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它今天可能成为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穷国。正如Arrow （1962）指出的，人们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并且通过学习来学会如何学习［Stiglitz，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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