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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25 [3] 我将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早期贡献如Prebisch （1950） 和 Furtado （1964，1970），以及最近的成果如Taylor （1983，1991，2004）和Justman and Gurion （1991）称为旧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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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27 [4] 任一特定时刻一个经济的总资源禀赋，也就是该经济的总预算约束，与资源禀赋的结构，同家庭的偏好和企业的生产技术，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中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分析的两个最基本的参数。另外，在任一特定时刻，资源禀赋是给定的，但会随时间变化。这些特点使得资源禀赋及其结构成为经济发展分析的最佳出发点。除了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以外，经济学界没有给予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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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29 [5] 每一发展水平上的产业结构内生于一国禀赋结构的观点成为大量理论研究的主题。例如，Lin and Zhang （2009）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建立了一个把结构变迁和不断的产品升级结合在一起的内生增长模型，来研究一个欠发达国家（LDC）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合适的技术和经济增长。他们采用了两部门模型：传统部门的技术变迁主要采用Romer （1990）提出的以扩展产品种类为基础的横向创新的方式；而现代部门的技术变迁主要是不断用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来替代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需要一个利润驱动型的企业或企业家进行有目的的投资（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该模型告诉我们：（1） 欠发达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和发达国家（DC）的不同；（2）适宜欠发达国家现代部门采用的技术应该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边界之内；（3） 由于欠发达国家资本相对稀缺，一个进入资本密集型先进产业（以发达国家为标准）的该国企业将无法生存下去。Ju，Lin and Wang （2009）利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证明：随着一国的资本禀赋变得更加充足，该国的产业将会内生地升级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该模型描绘了一个连续的倒V形产业演化路径：当资本积累到一个特定点的时候，一个新的产业产生、繁荣，然后衰落，最终消失。当该产业衰落的时候，一个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将会出现并蓬勃发展。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资本是流动的；但是这种资本的流动性不会使高收入的、资本充足的国家的资本劳动比和低收入的、资本缺乏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相等。这是因为资本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利用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充足的比较优势，把其当做出口基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产业应该与低收入的接受国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尽管外商投资企业采用的技术可能比本国企业资本更密集。第二个目的是获得进入低收入国家市场的通道。就这种类型的资本流动而言，外商投资的产业要比当地企业的资本更密集，但仅有那些与接受国的比较优势一致的生产活动会被安排在该国，比如把零件组装成最终产品。因此，即使资本具有流动性，由“一个国家在任一给定时点的相对资本丰裕度是给定的”这一假设得来的理论观点依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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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31 [6] 对于非贸易品，成本最小的生产技术也是由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也就是说，当资本相对充足的时候，生产非贸易品的技术也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这与贸易品部门一模一样。为了简洁，本文的讨论集中于贸易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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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33 [7] Porter （1990）使“竞争优势”这一名词流行起来。基于他的论述，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符合如下四个条件，这个国家将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1） 这些产业在生产中，密集地使用该国丰富的、相对便宜的要素；（2） 其产品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3） 每个产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4） 每个产业的国内市场是竞争的市场。其中，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这些产业应符合由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第三和第四两个条件仅当产业与该国要素禀赋相符时才会成立。因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归结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与国内市场大小。而在这两个独立条件之中，比较优势又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产业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该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以全球为市场。这也是这个世界上很多最富有的国家都很小的原因所在（Lin and Re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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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35 [8] 发达国家当今的产业已处于全球的最前沿，面临着下一个前沿产业将会是什么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国家支持先驱企业的政策措施往往以对大学中研究（这些研究对私人企业的研发有外部性）的支持、专利、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行政命令、国防合同和政府采购的形式出现。税收优惠、国防合同、政府采购形式的支持是针对特定产业或特定产品的。同样，因为预算约束，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也应优先考虑特定的产业或产品。然而，政府对先驱企业的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经常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支持的企业往往属于不符合该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Lin，2009a；Lin and Cha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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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37 [9] Barro （2009） 将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称为“极端需求观”或“新巫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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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39 [10] 最近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中，通信项目的平均回报为30%—40%，发电项目为超过40%，而道路建设平均超过200%。在泰国，2006年因断电造成的生产损失相当于做生意的总间接成本的50%。企业常常依赖自有的发电机去弥补不可靠的公共电力供给的不足。在巴基斯坦，2002年被火灾毁掉的被访者中，60%以上拥有自己的发电机。而要维护一个发电机往往成本高昂，负担很重，对解决就业最为重要的中小企业尤为如此。然而，虽然这些成本是由私人负担的，但其收益却扩散到整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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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41 [11] 以成本的百分比计算（资料来源：UNCTAD 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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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43 [12] 开采自然资源可以创造很大的收益，但却常常是资本非常密集的活动，只能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在最近一次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中，我观察到，塔布比尔的奥克泰迪铜金矿的出口收入占全国出口的将近80%，给政府的收入占到政府总收入的40%，但只提供了2000个工作岗位。目前正在审查的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在2012年完工后，将使得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民收入翻一番，但只能提供8000个工作岗位。而该国650万人口的大部分仍然需要靠维持生存的农业为生。那些在现代采矿业就职的极少数工人精英，和在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农业就职的农民之间的巨大生活水平差距，成为社会紧张的根源之一。在博茨瓦纳也有类似情况：虽然钻石采掘业的巨大成功在过去40年中一直支持着博茨瓦纳的增长奇迹，但博茨瓦纳没有在该产业之外实现多样化，也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这就解释了该国不平等程度加大，以及许多人类和社会发展指标恶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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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45 [13] Gerscherkron （1962）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指出在一个较弱的制度环境下，仅靠私人部门无法有效地解决金融渠道不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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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47 [14] 大量突然涌入的投资组合资本，更可能投向投机性而非生产性部门，原因有二：第一，在已有产业大幅增加投资会使得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第二，产业的快速、大幅升级受制于人力资本，以及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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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49 [15] Carneiro and Heckman （2003） 证明了人生早期形成的认知性和非认知性技能对于解释不同社会群体间教育程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成功程度等指标差异的重要性。他们提供了早期教育回报高、后期补偿性教育回报低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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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51 [16]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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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53 [17] 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的国际经济学教授，并且是斯坦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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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55 [18] 本文改编自安妮·克鲁格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22—22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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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57 [19]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约翰\5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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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59 [20] 本文改编自丹尼·罗德里克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27—22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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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61 [2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商务学的教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思想委员会的主席。这篇文章最初是为世界银行就林毅夫的论文“新结构经济学”所开的研讨会准备的。此处的观点以斯蒂格利茨和Bruce Greenwald（2006；forthcoming）的合作作品为基础。斯蒂格利茨对Eamon Kirchen-Allen提供的科研协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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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63 [22] 本文改编自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30—23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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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65 [23] 甚至在索洛之前，熊彼特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在于它促进创新和发明的能力。索洛的理论提出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大量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文献，相关贡献者有Arrow、Shell、Nordhaus、Atkinson、Dasgupta、Uzawa、Kennedy、Fellner和Stiglitz，此后，Romer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详见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Dasgupta and Stiglitz，1980a，1980b；Fellner，1961；Kennedy，1964；Nordhaus，1969a，1969b；Romer，1994；Shell，1966，1967；Uzawa，1965）。关于内生创新（有时也被称为“诱致性”创新）的早期文章不仅研究了创新的速度，而且研究了创新的方向。关于这一研究路线相关最新成果的讨论可参见Stiglitz（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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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67 [24] Krugman的著作强调了，事实上现在多数贸易都与要素禀赋的差异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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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69 [25] 我更为宽泛地使用了这个术语，以包括那些旨在改变经济走向的所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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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71 [26] 实际上，如果所有项目都成功，那就意味着政府承担的风险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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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73 [27] 正如我也指出的，这样的政策可能在促进国内学习能力方面具有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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