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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75 在她关于幼稚产业的讨论中，安妮发现那些生产和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通常能够从国际市场波动所提供的机会中学到经验。她说道：“这种学习过程对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学习是企业商业活动的副产品，它自然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它不是随着商业活动自发产生的过程，企业可能就不会有投资于学习的激励。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应该在许多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这些国家可能还在进口此类商品。国内的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能获得这样的产品信息。但是，在哪里购买制造这些产品的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如何经营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企业家来说，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成本就相对较高了。此外，即使获取这些信息和知识不成问题，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为投资和运营进行融资、进口发展新产业的设备所需的外汇，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可能依然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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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77 安妮对所有产业专用型政府干预的怀疑，源于过去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方面的普遍失败。这种怀疑在主流经济学界和华盛顿的发展研究机构中广泛存在。那些失败主要源于许多政府错误地尝试发展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它们的投资和生存取决于政府的保护、大量的补贴和政府通过垄断租金、高关税、定额限制和信用补贴等方式进行的直接的资源配置。这些措施导致的巨额租金造成了许多扭曲，很容易成为政治活动的猎物。所有这些都会造成治理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禀赋结构的改变，其比较优势也是改变的，就会出现符合变化了的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当政府促进这些新产业的发展时，上述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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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79 安妮也担心，甄别这样的新产业“将不可避免地偏爱大型名企，因此将遇到以前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遇到的问题”。她的担心对于旧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对的，因为那些受到优待的产业背离了所在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过于资本密集，只有一部分富裕的、政治关系好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些产业。然而，如果这些被甄别的新产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一致，无论它们是否是资本密集型的，都会有许多新企业有能力进入并且同大企业进行竞争。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汽车产业，70年代毛里求斯的纺织产业和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80年代孟加拉国的服装产业和智利的三文鱼养殖业都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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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81 新结构经济学建议的政府为先驱企业提供的激励仅限于补偿这些企业产生的外部性，而非像旧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那样去支持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对先驱产业几年内免税，以及给它们优先获得外汇（如果外汇对相关国家的企业是紧约束的话）和信贷的机会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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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83 最后，安妮对政府保护的范围、深度、期限的不确定性提出了质疑，并且指出在从严重扭曲的经济向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政府若采用双轨方式，会存在政治掠夺和寻租的风险。她认为，“对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的改变都是不可逆的。林毅夫的解决方法将使创造可信度的难度加大。而更缓慢的转型意味着时间更长，而在这段时间内增长是缓慢的，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聚”。可信度的观点被用来支持东欧和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转型中实行的休克疗法。但是，即使那些企业被私有化了，转型经济的政府常常被迫以其他变相的、不那么有效的形式提供保护和补贴，以阻止大量的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这样一来，很多转型经济体都落入了“有休克无疗效”的尴尬境地。他们的发展沿着一个“L形”的增长路径（GDP急剧下跌后长期缓慢增长），而不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所预期的“J形”复苏路径。相比之下，中国、越南、老挝、斯洛文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成就斐然的国家通过采用一种更实际的双轨制方法转变了它们原本扭曲的经济结构。它们逐渐降低了政府对优先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补贴，同时允许原先受到抑制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自由进入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部门。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任何已经存在严重扭曲和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发展中国家，自由化改革过程中重获信心和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转型过程中实现稳定和动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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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8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丹尼·罗德里克对我文章的评论表明，他们与我的分歧主要是侧重点和风格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差别。我同意丹尼的观点，我们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然而，有一些分歧还是值得着重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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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87 除了提供管制的传统理由之外，约瑟夫还认为，政府在“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方面具有催化作用。他强烈挑战了人们对无约束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的信念，并强调技术进步才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关键条件。所以，他支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公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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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89 在学习的重要性上我同意约瑟夫的观点。但是，学习的机制和内容可能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是不同的。仍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因而不能直接跨入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对它们来说，更有效的学习和发展道路是利用后发优势，根据随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朝着新产业进行升级和多样化。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产业和技术升级最终将为这些国家提供机会，使它们进入和掌握处于全球前沿上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内部创新产生新知识的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差距（距离全球科技/工业前沿的距离）的缩小而增加。因此，学习和对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否则，单单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创建学习型社会，可能不符合新的、有活力的部门（这些部门与反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一致）的需要。这时，受教育的青年人将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导致稀缺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的浪费，还很可能会像北非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造成社会形势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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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91 约瑟夫指出“比较优势的某些最重要的元素是内生的”，并且说“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关系”。事实上制表业在16世纪时还是一个新兴产业。瑞士的金匠们在1541年开始制造手表并且在1601年形成了第一个制表业协会。[29]根据Maddison（2010）的估计，瑞士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是750国际元（以1990年为基年），是同年英国人均年收入的77%。因此，瑞士是当时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之一。为了获得持续的收入增长，它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以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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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93 虽然如约瑟夫所说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地理因素可能是使瑞士成为16世纪以来制表业领头羊的重要原因。手表通常很小、轻便、附加值高，而且具有持续技术进步的潜力。这样一个产业对于瑞士这样的内陆国家来说非常合适。这也许解释了如下事实：自16世纪以来，瑞士通过持续创新维持了技术领先地位，保住了制表业，而放弃了服装、纺织、制鞋等早期兴盛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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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95 约瑟夫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完全的资本流动将使得各国摆脱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他可能有一点过于乐观了。根据他的推断，“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对于除农业之外的产业，就不再需要用自然资源禀赋来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了”。但是，短期的资本流动太不确定了，这样的资本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可靠来源。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就显得更为可靠，这是因为它们是由逐利的动机驱动的。这些资本大多都流向与接受国比较优势一致的贸易品部门或者生产活动，将其作为出口基地，或者进入该国的国内市场——除了它们偶尔会被诸如公用设施或电信之类大型非贸易部门的私有化情形所驱动。出于他对资本流动性的乐观态度，约瑟夫强调了知识禀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知识禀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们的确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进行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驱动力。然而，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新知识取决于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新产业的知识需求。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家如果投资于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他就不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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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97 约瑟夫认为，在鼓励贸易品产业进行升级方面，低估汇率是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政策。这个问题有一点微妙：它可以帮助出口，也会使得设备的进口更加昂贵，这恰恰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一个障碍（因为企业需要外国的新资本设备来升级或者多样化以进入新产业）。因此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帮助已有产业的出口，但是无助于长期增长。如果以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作为参照的话，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似乎的确采用了真实汇率贬值的政策。但是，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国家一般是在从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二元经济向一个具有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现代经济趋近。在某些阶段这个定理不适用：在剩余劳动力被用光之前，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率不会增长，而工资的这种变动是该定理中真实汇率升值的必要条件。那么此时看上去像是低估了的汇率事实上可能正是均衡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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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199 丹尼与我的分歧似乎与他提出的假设相关。他的假设是：协调和外部性问题只在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信号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他因此认为我可能“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这一点需要澄清一下：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如果一个产业和国家的比较优势一致的话，生产的要素成本会比不一致时要低。但是为使该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与交易相关的成本也需要尽可能地降到最低。然而，单个企业无法内部化交易相关成本的减少，这样的减少来自基础设施、物流、融资、劳动力的教育等。如果政府不去协调和扶持以降低这些成本，并为先驱产业产生的外部性提供补偿，这些产业将只会一直是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许多低收入国家在多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一般都具有比较优势，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些产业中有竞争力，这正是因为政府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对于丹尼的反对应该这样解释：一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与“实际”比较优势（或者，用迈克尔·波特的说法，竞争优势）是不一样的，前者决定生产的要素成本，而后者还要求降低与交易有关的成本。因此，我虽然建议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过程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这一建议不应被误解为抵制一个经济体中的市场价格所表明的“自然的”或“不可去除”的比较优势，而应被看做是一种打开商业竞争力的黑匣子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一个经济的潜力转化为现实，为国内企业走向市场成功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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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01 丹尼和我之所以就政府作用的理解产生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日本、韩国和中国等成功国家的经验有不同的理解。他将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赶超看做是背离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证据。当日本在明治时代（1868—1912）早期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林、渔业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70%以上，对国家产出的贡献在60%以上。从明治年间、大正年间（1912—1926）到战前的昭和年间（1926—1936），日本出口最多的是生丝、茶叶和海产品。这些商品的主要出口地是美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随着日本港口的开放，对这些初级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国内的生产者从中获利不菲。尤其是蚕丝，给农村地区带来了财富，还带来了日本急需的外汇。而从江户时期就已开始的采矿业，先是被政府征用，后来出售给了私人部门，成为日本的主要产业之一。这些产业的成功使得日本的人均收入从1870年的737美元增至1890年的1012美元，涨幅达到40%，并在1929年大萧条开始之前达到了2026美元（Maddison，2010）。[30]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成功促进了日本的资本积累，并改变了日本的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日本历史学家大野健一说道：“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是一次‘轻’工业革命，它使得日本从进口转向国内生产再进而转向出口。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棉花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钢铁、造船、化学工业，以及电器制造等产业都还在婴儿期，日本全国依旧处于模仿西方的学习过程中……到明治晚期，私人部门的造船、铁路车辆和机器制造业已经开始缓慢出现。”[31]日本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雁阵形道路，循序渐进地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转向更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Akamatsu，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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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03 韩国也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产业升级，并且把战略调整为进入那些与自己潜在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20世纪60年代韩国发展并出口的是服装、胶合板、假发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资本逐渐积累，禀赋结构因为经济发展而改变时，韩国便向汽车等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升级。但是在升级初期，国内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进口部件的装配，这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同时也是与当时韩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类似地，电子业起初主要生产家用电器，如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等，之后才转向存储芯片的生产，这是信息产业中技术最简单的区段。韩国的技术提升是迅速的，其提升的速度同潜在比较优势变化的速度是一致的。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有力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而增长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该国的主要产业部门时刻与该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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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05 丹尼还观察到，中国成功地背离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其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中国富裕3—6倍的国家才应该出口的产品。但他忽略了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加工品这一事实。中国仅在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和配件生产上提供了附加值。实证研究 （Wang and Wei，2010）表明，中国出口的产品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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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07 对于我说的渐进型贸易自由化和旧结构主义政策的区别，丹尼也表示了质疑。旧结构主义倡导政府保护和补贴，以建立背离比较优势的新产业；而我倡导的两轨法、渐进式贸易自由化政策则建议转型国家的政府给老产业提供临时保护或补贴，这些老产业是在错误的旧结构主义战略下建立的，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符合实际的两轨法有助于转型经济体避免不必要且代价高昂的经济和社会紊乱，最终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和资源分配体系，正如我在对安妮的回应中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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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09 总而言之，安妮似乎对我的理论框架的实用性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源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探究：如何甄别哪些新产业与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何协调先行者的行为并对它们提供合适的激励？约瑟夫和丹尼倡导影响面较大的干预政策（比如低估真实汇率以支持贸易部门），但却不支持部门专用性政策。他们的观点也是跟“如何甄别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在我和Célestin Monga合作的题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一文中，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此文发表在《发展政策评论》（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上，收录在本书中的第三章。基于经济分析和历史经验，我们提出了这个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该框架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具有类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高速发展国家中，寻找和甄别那些具有活力的贸易品产业。如果国内本部门已经存在私营企业，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出它们并且消除那些影响它们进行技术升级或影响新企业进入的障碍。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企业，政策制定者应该尽量从所模仿的国家中吸引直接投资，或者制定和实施各种规划以扶持新企业的建立。政府还应该对私营企业开发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的活动予以关注，并且支持成功的私人部门在新产业中创新规模的扩大。在那些商业环境不好的国家，特别经济区或工业园可以促进企业进入、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产业集群的形成。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有限期的税收优惠、参与投资项目融资、提供土地和外汇等方式帮助新产业中的先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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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11 我感谢安妮、约瑟夫和丹尼，以及其他许多为我的文章提出评论和建设性批评意见的人们。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一个共识似乎正在出现；那就是需要根据前两次主要的经济发展思潮（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留下的经验教训，形成一个正确认识并界定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新综合体系。在通往第三波发展思潮（它也许可以被称为“发展思维3.0”）的道路上，显然会存在健康有益的学术分歧。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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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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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15 Akamatsu,K.1962.“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Tokyo）,supplement issue no.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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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17 Maddison,A.2010.“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vertical-file_02-2010.xls）.

1704630218

1704630219 Wang,Z.,and S.Wei.2010.“What Accounts for the Rising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 in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eds.R.Feenstra and S.We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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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21 [1] 本文改编自作者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同名文章（“New Structural Economics：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193—22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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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0223 [2] 我于2011年3月1日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以本文内容做过一个报告，作为该中心的Kuznets讲座。我也于2009年6月2日就本文的主要观点在本人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讨论会和DEC的第四次首席经济学家研讨会上进行了阐述。我以本文的缩减版本在以下场合做过报告或讲座：2009年10月19—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2009年11月5日开罗大学的公开讲座，2009年11月17日韩国发展研究院，2009年12月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年1月19日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2010年1月21日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研究院，2010年9月8日柬埔寨国立管理大学，2011年4月26日意大利银行，2011年4月29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Célestin Monga 为本文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帮助；本文同样获益于Gary Becker，Otaviano Canuto，Ha-Joon Chang，Luiz Pereira Da Silva，Augusto de la Torre，Christian Delvoie，Asli Demirgü-Kunt，Shantayanan Devarajan，Hinh T.Dinh，Shahrokh Fardoust，Ariel Fiszbein，Robert Fogel，Alan Gelb，Indermit S.Gill，Ann Harrison，James Heckman，Aart Kraay，Auguste Tano Kouame，Norman V.Loayza，Frank J.Lysy，Shiva S.Makki，William F.Maloney，Mustapha Kamel Nabli，Vikram Nehru，Howard Pack，Nadia Piffaretti，Mohammad Zia、 M.Qureshi，Martin Ravallion，Sergio Schmukler，Claudia Paz Sepúlveda，Luis Serven 和 Harald Uhlig 等学者的评论。我还要感谢编辑和三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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