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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据表明，诸如“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样在20世纪后半叶赶上先进西方国家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其增长过程是类似的。同样的发展过程随后使中国、越南、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差别甚大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现了快速而持续的增长（Lin，2003，2009；Rodrik，2005）。除了上述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之后并未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宏伟目标。事实上，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付出了努力，国际发展机构提供了援助，很多国家仍然遇到了频繁的危机。但是，这些国家的经历突出了理解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创造条件以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即使是在次优的微观经济政策、较差的制度安排以及私有产权不完善的大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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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研究在预言收敛方面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些理论并未找到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实现收敛的根本要素。一些研究者最近提出各个国家经济绩效的演进是由条件收敛决定的。条件收敛的意思是，在决定稳态特征的所有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国是收敛的；换句话说，世界收入的分布表明，在国家间存在收敛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11]但是，依据深入的国别研究和历史经验进行的比较分析，可以更容易地解释这一经济发散之谜：成功经济体实现收敛的关键要素可能在于它们同时改变禀赋结构、加速采纳新想法、加速产业升级、改善制度安排的能力。对于全球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并复制使得后发者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战略和政策仍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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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增长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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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研究的令人失望之处——尤其是从政策制定者寻找实现繁荣的具体行动方案角度来看，已经导致对现有知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重新评估，以及全新的研究思路的出现和发展。世界银行（2005）的一份重要研究关注20世纪90年代的教训，该研究强调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并认识到简单的公式解释不了经济增长。这份报告同时提到，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台的改革关注面太狭窄，仅关注资源的有效利用，却忽视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经济增长。尽管它们实现了现有生产能力的更好利用，从而建立了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却没有为生产能力的扩张提供充分的激励。[12]这份报告总结说，在指导政策制定者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普适的规则。它建议政策制定者不要过度依赖简单的公式和对“最佳实践”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探索，而要更多地依赖对每个国家经济本身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以找到一到两个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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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路线在增长诊断框架中得到例证。这一框架致力于甄别任一发展中国家一到两个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条件，然后集中考虑如何解除这些条件。其主要的原理是确保经济改革跟经济环境是一致的。“在认识到需要进行众多改革时，政策制定者要么尝试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要么从那些对该国增长潜力没有重大影响的改革入手。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各项改革互相干扰，一个领域的改革在另一个领域产生预想不到的扭曲。通过关注对经济增长形成最大障碍的一个领域，这些国家更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Hausmann，Rodrik and Velasco，2008） 该思路提供了一种决策树方法，来帮助每个国家甄别其紧约束。尽管这一方法并不能甄别不同改革策略的政治成本和收益，但它对于备择假设的关注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认清可供采纳的选项，以应对政治约束。“我们主要关注短期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关注点是如何引发增长，并甄别随经济扩张必然会出现的约束，而不是预言增长在未来将面临什么约束。” （Hausmann，Rodrik and Velasco，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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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路的关键教训是：就促进增长而言，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点上）需要不同的政策选择；经济增长需要的那些“大的原则”——稳健的货币、产权、开放、自由市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们的实现依赖于各国特定的环境和信息。特别是，这些原则不需要以某种特定的制度或政策形式呈现。每个国家都被认为存在一些对增长潜力构成束缚的约束，如果不能有效辨别并解除这些约束，经济发展将会受阻，即使其他生产要素是令人满意的。增长诊断方法无疑是增长分析的一个重要进步。然而它的模型并不能充分地将“紧约束”的概念具体化。[13]对变量的定义是有意不准确的，这使得要操作这一方法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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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新思路是麻省理工学院贫困实验室的研究员所采用的，他们认为，对增长的探索应该重新以评估一个发展计划或者项目的影响（以明确的不同条件下可能发生的结果作为参照）为中心。他们相信，为了确保最有效的项目能被提高至国家或国际水平，就需要对这些影响进行可靠的评估，于是他们设计了随机控制试验（RCT）或社会试验来获知哪些项目可行而哪些不可行 （Dufflo，2004）。这一思路是基于如下观念：标准的总量增长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而且是错误地依赖于理性代表个体的假设。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强调国家环境和微观个体的异质性，试图在发展分析和发展政策中明确引入单个家庭和企业的异质性。[14]这一方法为理解一些特定微观项目的有效性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但即使假设他们能够将局部的发展经验推广至不同的地理或文化区域[15]，随机控制试验还是不能为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发展战略时提供有用的全局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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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增长研究的新方法解释了一些重要问题，但是它们并没有为政策制定者如何启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过程提供充分的指导。因此，有必要用对经济增长决定要素的结构分析来对这些方法予以补充——特别是甄别那些能够使贫穷经济体从一个发展阶段跨越至另一发展阶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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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报告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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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进展，但是我们现在在增长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之前几代研究者遇到的一样：如果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创新驱动，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在创新和适应各种变迁方面取得成功，有的却不能？是什么力量推动收敛，而又是什么原因扼杀了实质性的进步？使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乃至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化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初始条件、制度、政策）？增长的动态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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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回答这些迫切的问题是困难的，从增长分析中得出可执行的政策建议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增长研究者分析，一个有用的办法是避免寻找经济增长的稳健决定因素，而是寻找可以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特征事实。这一方法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最著名的就是Kaldor（1961）从美国和英国宏观经济数据中归纳出的20世纪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1）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2）人均资本的持续提高；（3）稳定的真实利率或资本回报率；（4）稳定的资本产出比；（5）稳定的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6）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增速差异较大，差距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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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Jones and Romer（2009）归纳出了另外一组特征事实：（1）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通过全球化和城市化；（2）增长速度的加快，从接近于零增长到相对较快的增长率；（3）人均GDP增速随着与技术前沿的接近而降低；（4）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较大；（5）工人平均人力资本的增加；（6）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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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The Growth Report：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是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于2008年发布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它沿袭了相似的研究思路但将其发展到新的水平上。这份报告基于世界银行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起的其他一些实证研究的发现，重新评估过去的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理论，重新思考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16]该项目于2006年4月启动，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召集了22位来自政府、商界和政策制定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和世界银行副行长Danny Leipziger担任主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该委员会试图“汇集支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政策和战略的最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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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对关于经济增长的现有理论和实证知识进行总结、评估和反思，希望得到一些政策建议，并避免陷于纯粹的理论探讨之中。该委员会认为具体原因如下：（1） 他们感觉到减少贫困不能与经济增长相分离，而这一纽带在许多发展战略当中是缺失的；（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对于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理解远不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多——对于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议来说，现有的知识不足以支持人们对它们的信心；（3） 他们认识到，过去二十年高度相关的增长经验（包括成功和不成功的）的积累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学习源泉；（4）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之外，发展中国家需要显著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使其收入水平赶上工业化国家，并使得全世界财富和机会的分布更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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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的独特性不仅体现于其构成的多样化，还在于它重新思考增长分析的方式。它的思路是“尝试吸收并消化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所累积的经验，以及存在于各个领域的细致、审慎的政策分析；然后将这些理解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包括下一代的领导者们）分享，与国际社会的顾问们分享，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以及其他有相同目标的国际机构分享”[17]（增长委员会，200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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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开头是如下观察结果，“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长期承诺，这个承诺需要以耐心、坚持和现实主义来实现”（增长委员会，2008：2）。然后，报告归纳了二战后能够以超过7%的增长率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13个高增长经济体[18]的特征。以这样的增长速度，一个经济的规模能够每十年翻一番。[19]报告接着提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效仿这些国家的问题。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自身特征和历史经验，而这又将反映于其增长战略当中，因此报告并不试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通用的公式。但是，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设计发展战略的框架。尽管它并没有给出一套完整的答案，但提出了应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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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令人感到乐观的：快速、持续的增长并不是局限于世界部分地区的奇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实现。比“增长要素”（包括效果取决于特定环境和条件的各种政策处方）清单更重要的是，该报告列出了所有成功国家的“五个惊人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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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经济开放在这些国家快速增长时期，它们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是这样做的：首先，它们从世界——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开放，并成为一个越来越紧密的整体——其他地方引进创意、技术和专业技能。其次，它们开拓了全球的需求，为其产品提供了几乎无穷大的市场。总之，所有成功的经济体 “都进口世界其他地方之所知，出口世界其他地方之所需”。而不成功的国家与之背道而驰。这点给我们的启发是清楚的：为了实现持续的动态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必须：（1）依靠其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出口世界其他地方之所需，并为保持经济竞争力，按照禀赋结构的改变一步步升级其产业结构）；（2）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从世界其他地区引进创意、技术和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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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高增长国家的第二个特征事实是它们维持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它们最成功的时期，所有13个国家都避免了可能损害私人部门投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可预知性。尽管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有时伴随着温和的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90年代中期的中国）、预算赤字或是较高的债务-GDP比例，但形势从未失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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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储蓄和投资率高增长国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它们愿意放弃当期消费而追求未来更高水平的收入。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相匹配。一些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采取了强制储蓄计划，使得一些研究者强调政府有意的储蓄政策是这些国家高储蓄和投资率的主要原因（Montiel and Serven，2008）。事实上，主要的原因或许是这些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经济剩余，并产生足够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为储蓄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在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储蓄率很接近。20年之后，东南亚的储蓄率比拉丁美洲高2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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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配置资源报告提到，20世纪曾经有很多企图替代市场体系的实验。这些实验都失败了，都未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尽管成功的国家在产权体系的强度和保护力度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采纳了运转良好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提供了适当的价格信号、透明的决策制定过程和良好的激励。在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没有抵制市场机制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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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体制和治理结构有助于消除贫困的持续增长通常是跨越几十年的过程，它仅能发生于稳定和运转良好的投资环境当中。它需要适当的政治领导体制和有效的、奉行实用主义甚至有时奉行激进主义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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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委员会报告也同时列出了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避免的一系列“坏主意”。这些“坏主意”至少包括：对能源的补贴；依靠行政部门解决失业问题；通过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支出降低财政赤字；对国内企业提供无限制保护；利用价格管制来治理通货膨胀；长期禁止出口；抵制城市化，通过基础设施的变化衡量教育的发展；忽视环境问题，将其视为“支付不起的奢侈品”；对银行系统采取管制；允许本币过度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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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可以说增长委员会报告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帮助其理解经济赶超的动态过程；它也为甄别到底是哪些具体的机制（这些机制可能因国而异）创造了合适的基础设施、激励体系和制度，来促进和维持不断演进的增长过程。它同时也向增长研究者提出了新挑战：他们必须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这份报告的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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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长报告的新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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