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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获得更高技术能力的过程的本质，是一个试图赶上技术更先进国家的国家，需要建立和保护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国家不能等到它积累了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时，再进入更先进的、更密集使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行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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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该国不能完全这样做。要素积累的发生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资本”或“劳动”这样的东西，能让一国积累并配置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资本积累是以一定的具体形式进行的，如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机床、高炉、纺织机器。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了汽车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比，如果它的资本是以纺织机器等形式积累的，它也不能进入汽车行业。同样，即使一个国家积累的人力资本多于进入汽车行业的需要，如果所有的工程师和工人接受的都是纺织行业的培训，它也不能开始汽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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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技术能力是通过具体的生产经验积累的，并且其形式体现在组织惯例和制度记忆中的“集体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即使一个国家拥有所有恰当的机器、工程师和工人（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他们仍然不能在一夜之间组合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为他们实际上需要经过一个（可能非常冗长）的学习过程，才能获取所有必要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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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不得不用近四十年之久的高关税保护其汽车产业，提供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并几乎禁止该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直到该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出于同样的原因，诺基亚集团的电子类子企业，在能赚取任何利润之前，不得不由它的姊妹企业交叉补贴了17年。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韩国，历史上有诸多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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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毅夫说要避免过多地偏离比较优势，这是绝对正确的。比较优势的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南，告诉我们国家为保护其幼稚产业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越偏离比较优势，在新产业获取技术能力所要付出的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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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毅夫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我说过，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一个落后经济根本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除非其违背比较优势，并在其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之前就真正进入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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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一个好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可能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在决定进入一个新的产业之前，应该做一次成本—收益分析，权衡技术升级的成本和未来的预期回报，把比较优势作为一个测量基准。然而，这虽然符合逻辑，但最终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很难预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必要的技术能力，以及最终能带来多少“回报”。所以，不是说诺基亚在1960年进入电子行业是因为它能够清楚地计算出来它将需要花17年时间投资多少来发展电子产业（通过交叉补贴），随后将获得多大金额的巨大未来回报。诺基亚很可能并不认为它需要17年时间才能在电子产业获得利润，也不知道最终回报会有多大。在一个充满有限理性和根本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就是创业决策的本质。换句话说，除非你真正进入并发展一个行业，否则是不可能知道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掌握必要的技术能力，以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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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一般的层面，毅夫和我有着相同的政策结论。我们同意，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我们同意，这不会纯粹通过市场力量发生，将需要政府干预。我们还一致同意，政府不应该推动经济偏离其目前的结构太远、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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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两人之间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在毅夫所使用的新古典主义比较优势理论中，生产要素流动性有限的问题被忽视了，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成本被系统性低估，因此需要良好的再分配机制。更重要的是，技术能力被该理论所忽略，而这正是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一旦我们认识到，很多技术能力是以产业专用的方式、通过实际生产经验而获得的，我们就开始领会到，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进入新的行业、升级产业结构，违背比较优势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保护的时长和强度可能非常大，正如丰田、诺基亚和其他无数成功幼稚产业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也内在地很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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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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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很好地总结了我们意见一致的关键领域：政府在促进技术和产业升级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偏离一国的比较优势太远也有风险。我们的分歧在于如何界定“太远”——如何解释贸易模型和历史证据，以及如何低成本地促进技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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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成本和技术差别真的动摇了比较优势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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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认为，由于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实际上，即调整成本）和关于技术的简化假设，基于标准贸易模型的、反对保护幼稚产业的论点（如Baldwin，1969）并没有为政策提供良好的指导。显然，劳动力市场应对产业竞争力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是存在摩擦的，而有形资本往往也是产业专用的。工人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或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都不是没有成本的，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少补偿输家。但在不动摇基本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情况下把调整成本引入标准的贸易模型，并不是一件难事（Mussa，1978）。此外，如果一个国家在现有产业中失去了比较优势，它的产业专用资本可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重置到其他国家，这就是在东亚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出现过的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Akamatsu，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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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的第二个论点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错误地假设，同样的技术能被所有国家的生产者所利用。然而，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要求各国拥有相同的技术。例如，李嘉图的原始比较优势模型就认识到，英格兰和葡萄牙用不同的技术生产葡萄酒和布。此外，理论模型本身就是一种简化；在实证贸易模型中，富国和穷国经常被认为使用不同的技术。由于信息和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甚至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将精力集中在同行业的不同环节，分别使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不同的产品。以信息产业为例：高收入国家，如美国，专业进行产品/技术的开发；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专业进行芯片制造；而低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则专注于零部件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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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正确地指出，在现实中，贸易自由化在过去20年中制造了很多输家。但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从许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这是它们的政府过去曾采用过的比较优势违背型（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CAD）战略的结果。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取消保护，导致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崩溃。但是，在自由化进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开放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并逐步废止对CAD产业的保护，正如我在马歇尔讲座（Lin，2009）中所主张的，该国就可以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稳定和动态高速增长，从而取得帕累托改进。事实上，这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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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功案例中，我们对技术升级可以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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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准的论点的基础，是他和其他人对一些最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的研究。在这里，我将就韩国的案例做出评论，并对他所举的诺基亚的例子做一个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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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很难争辩说，主动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大大阻碍了韩国的经济增长。该国确实以高贸易壁垒的方式保护了某些产业，并在某些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过去的40年里，韩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GDP增长率，而且，在向汽车和半导体等行业的产业升级中，韩国政府的表现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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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应夸大韩国领先其自身比较优势的程度。例如在汽车产业，在其增长早期，韩国厂商主要集中于进口零部件组装——这在当时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样，在电子工业中，重心最初是家用电器，如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之后转移到存储芯片这一在信息产业中技术复杂性最低的区段上。韩国的技术升级一直很迅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如此，这要归功于韩国主要的产业部门遵循了当时的比较优势，并因此改变了其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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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韩国政府在管理被保护部门时，一直使这些部门服从市场约束，这使得韩国经济不可能大幅偏离其比较优势。从保护和补贴中受益的行业需要证明，在出口市场中它们的竞争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的。此外，政府努力确保韩国制造商能够以世界市场价格获得中间投入，例如，通过退税和免税计划，以及出口加工区。所以，韩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比较优势是重要的，成功的技术升级依赖于受到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世界价格影响的企业。有证据表明，韩国政府担当了一个因势利导型政府的角色，正如我在开场论述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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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对诺基亚的例子做一点补充说明，我对诺基亚的例子的解释与夏准有所不同。诺基亚的技术升级——从木材企业到鞋类企业，到为飞利浦生产，然后成为自主品牌家用电子产品的制造商，并最终到手机生产——过程与芬兰物质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过程大致一致。芬兰政府的帮助是有远见的，但是，我对此的解释是，芬兰政府是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起到了因势利导作用。它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在手机行业的研发和竞争，创建了一个泛北欧移动网络（Ali-Yrkkö and Hermans，2004）。诺基亚从“干中学”中获得的经验非常宝贵，但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素不是对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诺基亚显然是利用在其他领域的利润交叉补贴其手机部门的发展。然而，以20世纪90年代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芬兰1970年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9600国际元，接近于同年德国10800国际元的水平（Maddison，2006）。诺基亚的决定与一个开放、竞争的高收入国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的技术/产业升级模型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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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是产业政策的合理依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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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谈谈夏准把贸易政策用于促进产业升级工具的理论基础问题。他的观点的基础是动态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的思想。然而，如果产业升级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一步步推进，学习成本就低于国家试图一次性大飞跃的情况。拿数学学习打一个比方。通常情况下，学生最开始学习代数，然后学微积分，再学实分析。相反，如果他一开始就学实分析，尽管他最终可能掌握它，但学习成本很可能比其他情况下高得多。同样，如果一家企业从制造自行车开始，然后学习制造摩托车，并最终转向制造汽车，总的学习成本可能会大大低于它直接从高效汽车生产开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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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试图为在20多年后才有自生能力的部门提供保护或激励措施，这将不可避免地要从当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抽取资源。这将减少它们所赚取的剩余，并因此将减缓资本积累以及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升级，使得幼稚产业处于幼稚状态的时间更长（Baldwin，1969；Saure，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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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过度保护有制度化寻租文化的风险。鉴于制度和治理的质量对发展十分重要，在治理不善的情况下，保护的间接影响甚至可能比其直接影响更有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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