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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享受这个广泛深入的交流过程，它凸显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也找到了我们的一致点。为了回复夏准的最新意见，集中在以下两点上是很有用的：产业升级的动态特征和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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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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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重申，创新是产业升级和发展所必需的，并且政府应该支持这种创新，因为这种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用夏准和其他人的比喻来说，攀登科技的阶梯是艰难的工作。在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对前沿产业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支持——直接的支持包括授予新发明的专利，有时也通过给予国防合同的方式；间接支持包括支持大学的基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会溢出到产品开发，惠及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和产业。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许多是处于技术前沿内部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涉及类似的风险和外部性，因此公共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取的和合理的。审慎的补贴不仅与因势利导型政府的角色是一致的，甚至就是这种观点的应有之意。但是，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用于弥补创新型企业外部性的补贴，将小于对违背比较优势而需要保护才能存活的企业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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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济中的产业升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虽然政府需要帮助先驱企业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但它们的升级是基于以下事实：该经济已经成功地利用了其现有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的转移。当韩国政府在1968年创办其世界级的国有浦项钢铁公司（用夏准的例子）时，这项投资是建立在成功地发展了服装、胶合板、假发、鞋类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基础之上的。有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功，韩国积累了资本，其要素禀赋的资本密集度增加，从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的角度来看，让几家企业升级进入更加资本密集的产业就有了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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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阵”的比喻在国内背景以及国际背景中都是有用的：当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遵循其比较优势时，其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会动态地变化。有些企业需要扮演“领头雁”的角色，率先升级进入新产业。这似乎是夏准和我之间有分歧的一个领域：我把领头雁看做动态过程中一个小而重要的楔子，而他则认为它是在一个经济中数量较大的部分，进行着大的离散性技术跨越。数量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本质的差异。当领头雁是动态过程中的一个小楔子时，经济的性质与自身的比较优势相一致。与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比较优势违背型战略中的升级不同，给领头雁的补贴大多源于企业内部的利润，这些利润来自竞争市场上的其他产品业务，如三星和诺基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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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全球技术前沿不断地向外推进。诸如钢铁生产和造船行业，在19世纪是全球最先进的工业，但到了20世纪中叶，它们不再位于这一领先地位。与航空、信息和重化工业品等新行业相比，它们的技术已趋于成熟。这些成熟产业的投资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需要大量资金，但其资本密集度仍比新兴产业低得多。因此，并不奇怪，对于一个拥有不发达金融部门的经济体，如果在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动员大量资金的困难，这些行业在已实现或接近低中等收入的国家中是有自生能力的。正如夏准指出的，当韩国成立浦项钢铁的时候，其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5.5％。我还想指出的是，中国在2000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者，当时其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大约2.5％。[29]韩国和中国能够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获得钢铁行业的成功，是因为钢铁生产已成为全球产业谱中一个成熟的和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低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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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一点是，在一些产业内部，某些环节可能比其他环节更适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包括各种不同阶段——产品研发、设计、复杂部件的生产、简单部件的生产，以及组装，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要素要求，并符合不同的比较优势。国家也因此以雁阵模式，动态地衡量着行业内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三星1983年进入64千比特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芯片的开发，当时在微芯片技术谱中它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并且利用来自美国镁光和日本夏普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此时消费类电子产品已经成功运行了15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1983年成功进入了微芯片领域，三星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更复杂、更先进的CPU芯片领域，却一直保持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成功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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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兼顾两端：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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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在这次交流中的论点，我要重申的是，比较优势遵循型方法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而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应发挥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务实地利用现有的、嵌入在一国的比较优势领域中的机会，当那些领域的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后，同时也要认识到产业升级的潜力。产业升级是一项涉及风险和外部性的创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从而需要政府发挥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赔偿等渠道，来发挥这些作用，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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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了夏准修辞上的嘲弄，但新古典经济学对这一切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制约因素。它很灵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动态性和协调失灵这些让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判断政府是否支持了过于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没有前者，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乏应有的智慧去抓住发展优势产业的机遇，并为可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如历史记录所强调的，政府可能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最著名的就是为大规模、不切实际、不可持续的比较优势违背型项目和产业提供资金。通过促进国内企业能够在其中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升级，政府可以采取可得到最大社会回报的干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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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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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次交流所显示的，毅夫和我在很多事情上有同样的观点。我们都认识到，“攀登阶梯”是一个艰难的跋涉，涉及比“矫正价格”更多的东西。它需要英明的产业政策、组织建设，以及通过研发、培训和生产经验积累技术能力等一系列努力。我们同意，在攀登阶梯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在产业政策的帮助下跳过一些梯级，但如果它试图跳太多的梯级，它可能会滑落、倒下，甚至死亡。毅夫所说，我也同意的比较优势原理，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固有的”登梯能力，从而帮助我们看到试图跳过一定数量的梯级有多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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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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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强调，新古典经济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使我们能够处理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复杂问题。我认为这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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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新古典经济学比许多批评者通常所认为的要灵活得多，它可以证明大多数类型的国家干预的合理性，甚至包括相当“非正统”的国家干预。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Oskar Lange曾试图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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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个人主义基础，限制了它分析技术学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集体性的能力，而这种不确定性和集体性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强调有限理性、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而不只是可计算的风险）和集体知识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产业升级的进程将是混乱的。要想一国紧密遵循市场信号，并在其具有合适的要素禀赋时进入一个产业，就像毅夫主张的那种平稳的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中会发生的那样，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如果要实现产业升级，可能需要创建、保护、补贴和培植前景不明朗的企业，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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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与毅夫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比较优势何种程度的偏离在我们看来才是明智的。毅夫认为，攀登阶梯时对梯级的跳跃应非常小（以他的话来说，是“比较优势遵循型”的），但我相信跳跃可以而且有时不得不大一些（以他的话来说，是“比较优势违背型”的）。当然，这种尝试也有可能不会成功，但这是探索任何新活动时的自然现象，无论是纯粹的私人活动还是有国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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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正确地指出，韩国对如钢铁、造船和微芯片等行业的进入并没有它们第一眼看起来的那么突然。韩国进入这些行业的时候，钢铁、造船等技术已成熟，虽然我不确定那是否必然意味着资本密集度较低，如毅夫假设的；技术成熟会增加资本密集度，原因是资本品的技术含量更大，它也可能会降低资本密集度，原因是相关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会降低。即使在芯片生产方面这一韩国进入的区段，即DRAM芯片，在技术上是（现在仍然是）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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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些仍然不意味着韩国进入这些产业是遵循比较优势的。首先，不管技术成熟与否，事实依然是，像钢铁这样的产业对当时的韩国（或者，就这个问题来说，今天的中国）来说仍过于资本密集了。更有趣的是，韩国在钢铁上的成功要特别归功于如下事实：它专门追求最先进和资本最密集型的技术（从新日铁购买），从而获得了最大的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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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市场提供了明确信号，表明这些是不该进入的“错误”产业，如使生产者出现亏损，或迫使政府或相关企业集团通过保护和补贴来为它们制造“人造”利润。我不认为任何版本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会认为保护一个产业长达40年（如日本和韩国的汽车）或交叉补贴一个亏损的子企业17年（诺基亚）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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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次与毅夫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但我们进行了一次诚恳且非常有成果的辩论，讨论中没有任何不愉快或狭隘的感觉。我希望在《发展研究评论》和其他地方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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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莱斯汀（Célestin Monga），喀麦隆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高级顾问。他在世界银行13年的职业生涯中，在实际工作部门和研究部门都工作过。他也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理事会成员（斯隆理事），并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法国波尔多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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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世界股市的市值2008年跌了一半——大约32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大约是11万亿美元（金融资产损失8.5万亿美元，住房资产损失2.5万亿美元），英国大约1.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0.6万亿美元，住房资产0.9万亿美元）。这么大的损失对消费和储蓄具有很大的财富效应。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工业生产急剧下滑，1929年以来世界贸易在2009年首次下降。资料来源：Global Stability Reports，IMF Survey Magazine，June 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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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金融危机前，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这一国际贫困线的人口有14亿。把国别增长预测应用于调查数据并加总，世界银行的专家计算得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低于这一国际贫困线的人口将增加5000万，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将增加5700万。按照目前对2010年的预测，金融危机将有进一步的影响，到2010年，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的人口将累计增加6400万，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将累计增加7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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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报告于2008年发布，题目是《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该委员会由20位资深的政策制定者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和Robert Solow）组成。这一研究工作得到了澳大利亚、瑞典、荷兰、英国四国政府，威廉和弗洛拉·休莱特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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