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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正确地指出，韩国对如钢铁、造船和微芯片等行业的进入并没有它们第一眼看起来的那么突然。韩国进入这些行业的时候，钢铁、造船等技术已成熟，虽然我不确定那是否必然意味着资本密集度较低，如毅夫假设的；技术成熟会增加资本密集度，原因是资本品的技术含量更大，它也可能会降低资本密集度，原因是相关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会降低。即使在芯片生产方面这一韩国进入的区段，即DRAM芯片，在技术上是（现在仍然是）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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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些仍然不意味着韩国进入这些产业是遵循比较优势的。首先，不管技术成熟与否，事实依然是，像钢铁这样的产业对当时的韩国（或者，就这个问题来说，今天的中国）来说仍过于资本密集了。更有趣的是，韩国在钢铁上的成功要特别归功于如下事实：它专门追求最先进和资本最密集型的技术（从新日铁购买），从而获得了最大的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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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市场提供了明确信号，表明这些是不该进入的“错误”产业，如使生产者出现亏损，或迫使政府或相关企业集团通过保护和补贴来为它们制造“人造”利润。我不认为任何版本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会认为保护一个产业长达40年（如日本和韩国的汽车）或交叉补贴一个亏损的子企业17年（诺基亚）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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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次与毅夫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但我们进行了一次诚恳且非常有成果的辩论，讨论中没有任何不愉快或狭隘的感觉。我希望在《发展研究评论》和其他地方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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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莱斯汀（Célestin Monga），喀麦隆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高级顾问。他在世界银行13年的职业生涯中，在实际工作部门和研究部门都工作过。他也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理事会成员（斯隆理事），并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法国波尔多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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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世界股市的市值2008年跌了一半——大约32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大约是11万亿美元（金融资产损失8.5万亿美元，住房资产损失2.5万亿美元），英国大约1.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0.6万亿美元，住房资产0.9万亿美元）。这么大的损失对消费和储蓄具有很大的财富效应。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工业生产急剧下滑，1929年以来世界贸易在2009年首次下降。资料来源：Global Stability Reports，IMF Survey Magazine，June 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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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金融危机前，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这一国际贫困线的人口有14亿。把国别增长预测应用于调查数据并加总，世界银行的专家计算得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低于这一国际贫困线的人口将增加5000万，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将增加5700万。按照目前对2010年的预测，金融危机将有进一步的影响，到2010年，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的人口将累计增加6400万，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将累计增加7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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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报告于2008年发布，题目是《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该委员会由20位资深的政策制定者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和Robert Solow）组成。这一研究工作得到了澳大利亚、瑞典、荷兰、英国四国政府，威廉和弗洛拉·休莱特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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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ddison （2007），也可参见《世界经济千年统计》（http：//www.ggdc.net/maddison/）。“西方附属国”（Western offshoots）是Maddison （2001）使用的一个术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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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件收敛是索洛斯旺模型的一个主要特点。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这一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决定于各国的以下特点：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函数的位置。最近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其他因国而异的变量也应被考虑进来，比如政府政策和初始人力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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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ss （1965）和Koopmans （1965） 版本的新古典模型建立在Remsey对消费最优化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研究储蓄率的内生决定问题。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得到条件收敛，但依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决定于外生技术进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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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Becker （1992），Heckman （2006）和Luca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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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发展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的很多其他分支学科中也出现了。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之后，就现有的主流模型及其政策建议的适用性，在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例如，可以参见Blanchflower （2009），Krugman （2009）或Stiglitz （2009）。就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政策问题的争论的评价，参见Deaton （2009）和Ravall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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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1970年到1990年，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比例增加了大约5倍。参见Pritchet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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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是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以及Baumol （1986）表达的观点。Prescott （1999）甚至更为乐观，他认为，持续发散是不可能的，世界收入的分配最终将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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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如Zagha等（2006）指出的：“尽管改革有助于实现效率增进，但不能把经济置于持续增长的轨道，除非改革同时加强了生产激励、解决了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这些影响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的因素。” Pritchett （2006）建议经济学家不要继续寻找单一的增长理论，而是针对各国的国情发展一系列增长和转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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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于甄别增长的紧约束的方法依赖于影子价格。即使在影子价格可以广泛得到的国家，也不清楚是否能够准确甄别每个国家最需要的进展在哪个领域。例如，对于一个技术和人力资本存在互补关系的低收入国家，可以构造一个简单的增长模型；在这样一个国家，教育和技术的回报都会比较低，因为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都较低。仅考虑影子价格、忽视国别比较就会给出不需要提高教育水平、鼓励技术采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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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Banerjee and Dufflo （2005）。Bourguignon （2006） 就此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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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随机控制试验的批评者指出如下事实：它们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对一个特定的方法如何能够填补最需要填补的知识空白做出明确的战略评估。参见Ravall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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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些以前的研究包括：East Asian Miracle（1993），Growth in the 1990’s（2005），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on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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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该委员会组织其研究工作的方式也很特别：首先，确定他们认为对于增长和发展重要的主题和问题。然后，他们邀请世界知名的学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撰写文章，探讨关于这些主题和问题的现有知识；这些文章在若干研讨会中进行评估和讨论。一个与学者和委员会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工作小组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些文章进行审阅和评论。这个工作小组还通过审阅中期报告和提供评论来协助委员会主席起草最终报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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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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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由于持续如此长时期这么高的增长率在20世纪后半期之前从未出现过，作者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被称为是对“经济奇迹”的一份报告，只是他们认为这个术语在这里不完全恰当：跟奇迹不一样的是，持续高速增长是可以被解释的，也是可以被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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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说一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指的是本国产业满足如下4个条件的情形：（1） 它们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而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2） 它们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3） 每个产业构成一个集群；（4） 每个产业的国际市场是竞争性的（Porter，1990）。说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指的是如下情形：它生产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比竞争者低。这一条件的基础是该国在任一给定时刻在生产那种产品或服务方面拥有由其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Li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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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列出的竞争优势的第一个条件假定了这些产业应该符合该经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也仅在其产业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才成立。因此，这四个条件可以被简化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在这两个条件之间，比较优势最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产业符合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的产品就会拥有全球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很小的原因所在（Lin and Re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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