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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假设，在一个经济偏离其比较优势的程度与该经济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某种倒U形关系。如果偏离太少，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其长期增长会由于没有升级而放缓。因此，截止到一个点之前，对比较优势的偏离越大，增长率也将越高。过了这一点后，保护的负面影响（例如，过多的学习成本、寻租）可能会超过“幼稚”产业带来的生产率增长的加速，导致整体上的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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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毅夫可能会同意上述看待问题的方式。然而，在实施这一想法上，我们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就是以下问题：“（偏离比较优势）多少才算太多？”（或者，倒U形曲线的顶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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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芬兰为例，毅夫说，诺基亚进军电子行业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芬兰已经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以国际元计）在1970年只比德国低13％（9577元对10839元）。然而，相关年度不是1970年，而是1960年。这一年，诺基亚的电子子企业成立，而在这一年，芬兰与德国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为23％（7705元对6230元）。[26]不管怎样，这些数据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往往会夸大一个较贫穷国家的收入。购买力平价数据在我们对衡量相对生活水平感兴趣时是可取的，但如果我们对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感兴趣，当前的美元数据，而不是购买力平价数据，将是更适合使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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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使用当期的美元，图景将变得相当不同。[27]1960年，芬兰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1％（1172美元对2881美元），而美国当时在电子产业和整体上都处于世界前沿。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严格坚持比较优势的例子。如果芬兰关于诺基亚的决定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错误”，那么日本呢？196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9％（563美元对2934美元），但日本那时正保护和推动着各种“错误”的产业——汽车、钢铁、造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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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例子更为明显。韩国（当时）的国有钢铁厂，成立于1968年的浦项钢铁，于1972年开始生产，当时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5％（322美元对5838美元）。[28]更糟的是，在同一年，韩国决定进一步偏离其比较优势，推行其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计划，推动造船、（国内设计的）汽车、机械和许多其他“错误”的产业发展。即使在1983年年底，当三星决定设计自己的半导体产品时，韩国的收入也只有美国的14％（2118美元对15008美元）。这听起来像毅夫所说的 “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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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的论证中更深一层的困境是，在所有这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例子中，市场给了芬兰、日本和韩国不应该推进这些产业的明确信号；这些产业中的所有企业都遭受了亏损或仅仅赚取账面上的利润，这还是只因为它们受到了同一企业集团中的盈利企业和/或政府（通过直接补贴和间接的保护、进入限制）的补贴。但是，如果毅夫认为，诺基亚的经历“与处于开放的、竞争的高收入国家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的技术/产业升级模型一致”，那他是不是在说，市场信号不应被认真对待？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除了考察相关企业的利润和亏损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遵循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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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归根到底，毅夫和我的意见实际上是一致的。我们同意，各国应偏离比较优势来提升自己的经济，虽然毅夫认为，这种偏离应该是相当小的，而我认为它可以较大。然而，因为毅夫太忠实于新古典经济学，他不得不说，一个收入水平只有前沿国家5％的国家进入资本最密集的产业之一（韩国和钢铁产业）与比较优势理论是一致的。一旦毅夫将自己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辩论将会更像是两个木匠，在应该用什么样的铰链和门把手来组装成一个新橱柜上，产生了友好的分歧，而在基本设计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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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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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享受这个广泛深入的交流过程，它凸显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也找到了我们的一致点。为了回复夏准的最新意见，集中在以下两点上是很有用的：产业升级的动态特征和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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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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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重申，创新是产业升级和发展所必需的，并且政府应该支持这种创新，因为这种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用夏准和其他人的比喻来说，攀登科技的阶梯是艰难的工作。在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对前沿产业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支持——直接的支持包括授予新发明的专利，有时也通过给予国防合同的方式；间接支持包括支持大学的基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会溢出到产品开发，惠及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和产业。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许多是处于技术前沿内部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涉及类似的风险和外部性，因此公共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取的和合理的。审慎的补贴不仅与因势利导型政府的角色是一致的，甚至就是这种观点的应有之意。但是，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用于弥补创新型企业外部性的补贴，将小于对违背比较优势而需要保护才能存活的企业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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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济中的产业升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虽然政府需要帮助先驱企业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但它们的升级是基于以下事实：该经济已经成功地利用了其现有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的转移。当韩国政府在1968年创办其世界级的国有浦项钢铁公司（用夏准的例子）时，这项投资是建立在成功地发展了服装、胶合板、假发、鞋类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基础之上的。有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功，韩国积累了资本，其要素禀赋的资本密集度增加，从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的角度来看，让几家企业升级进入更加资本密集的产业就有了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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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阵”的比喻在国内背景以及国际背景中都是有用的：当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遵循其比较优势时，其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会动态地变化。有些企业需要扮演“领头雁”的角色，率先升级进入新产业。这似乎是夏准和我之间有分歧的一个领域：我把领头雁看做动态过程中一个小而重要的楔子，而他则认为它是在一个经济中数量较大的部分，进行着大的离散性技术跨越。数量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本质的差异。当领头雁是动态过程中的一个小楔子时，经济的性质与自身的比较优势相一致。与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比较优势违背型战略中的升级不同，给领头雁的补贴大多源于企业内部的利润，这些利润来自竞争市场上的其他产品业务，如三星和诺基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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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全球技术前沿不断地向外推进。诸如钢铁生产和造船行业，在19世纪是全球最先进的工业，但到了20世纪中叶，它们不再位于这一领先地位。与航空、信息和重化工业品等新行业相比，它们的技术已趋于成熟。这些成熟产业的投资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需要大量资金，但其资本密集度仍比新兴产业低得多。因此，并不奇怪，对于一个拥有不发达金融部门的经济体，如果在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动员大量资金的困难，这些行业在已实现或接近低中等收入的国家中是有自生能力的。正如夏准指出的，当韩国成立浦项钢铁的时候，其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5.5％。我还想指出的是，中国在2000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者，当时其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大约2.5％。[29]韩国和中国能够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获得钢铁行业的成功，是因为钢铁生产已成为全球产业谱中一个成熟的和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低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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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一点是，在一些产业内部，某些环节可能比其他环节更适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包括各种不同阶段——产品研发、设计、复杂部件的生产、简单部件的生产，以及组装，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要素要求，并符合不同的比较优势。国家也因此以雁阵模式，动态地衡量着行业内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三星1983年进入64千比特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芯片的开发，当时在微芯片技术谱中它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并且利用来自美国镁光和日本夏普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此时消费类电子产品已经成功运行了15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1983年成功进入了微芯片领域，三星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更复杂、更先进的CPU芯片领域，却一直保持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成功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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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兼顾两端：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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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在这次交流中的论点，我要重申的是，比较优势遵循型方法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而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应发挥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务实地利用现有的、嵌入在一国的比较优势领域中的机会，当那些领域的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后，同时也要认识到产业升级的潜力。产业升级是一项涉及风险和外部性的创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从而需要政府发挥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赔偿等渠道，来发挥这些作用，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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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了夏准修辞上的嘲弄，但新古典经济学对这一切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制约因素。它很灵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动态性和协调失灵这些让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判断政府是否支持了过于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没有前者，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乏应有的智慧去抓住发展优势产业的机遇，并为可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如历史记录所强调的，政府可能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最著名的就是为大规模、不切实际、不可持续的比较优势违背型项目和产业提供资金。通过促进国内企业能够在其中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升级，政府可以采取可得到最大社会回报的干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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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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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次交流所显示的，毅夫和我在很多事情上有同样的观点。我们都认识到，“攀登阶梯”是一个艰难的跋涉，涉及比“矫正价格”更多的东西。它需要英明的产业政策、组织建设，以及通过研发、培训和生产经验积累技术能力等一系列努力。我们同意，在攀登阶梯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在产业政策的帮助下跳过一些梯级，但如果它试图跳太多的梯级，它可能会滑落、倒下，甚至死亡。毅夫所说，我也同意的比较优势原理，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固有的”登梯能力，从而帮助我们看到试图跳过一定数量的梯级有多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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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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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强调，新古典经济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使我们能够处理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复杂问题。我认为这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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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新古典经济学比许多批评者通常所认为的要灵活得多，它可以证明大多数类型的国家干预的合理性，甚至包括相当“非正统”的国家干预。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Oskar Lange曾试图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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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个人主义基础，限制了它分析技术学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集体性的能力，而这种不确定性和集体性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强调有限理性、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而不只是可计算的风险）和集体知识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产业升级的进程将是混乱的。要想一国紧密遵循市场信号，并在其具有合适的要素禀赋时进入一个产业，就像毅夫主张的那种平稳的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中会发生的那样，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如果要实现产业升级，可能需要创建、保护、补贴和培植前景不明朗的企业，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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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与毅夫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比较优势何种程度的偏离在我们看来才是明智的。毅夫认为，攀登阶梯时对梯级的跳跃应非常小（以他的话来说，是“比较优势遵循型”的），但我相信跳跃可以而且有时不得不大一些（以他的话来说，是“比较优势违背型”的）。当然，这种尝试也有可能不会成功，但这是探索任何新活动时的自然现象，无论是纯粹的私人活动还是有国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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