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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些以前的研究包括：East Asian Miracle（1993），Growth in the 1990’s（2005），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on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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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该委员会组织其研究工作的方式也很特别：首先，确定他们认为对于增长和发展重要的主题和问题。然后，他们邀请世界知名的学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撰写文章，探讨关于这些主题和问题的现有知识；这些文章在若干研讨会中进行评估和讨论。一个与学者和委员会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工作小组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些文章进行审阅和评论。这个工作小组还通过审阅中期报告和提供评论来协助委员会主席起草最终报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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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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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由于持续如此长时期这么高的增长率在20世纪后半期之前从未出现过，作者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被称为是对“经济奇迹”的一份报告，只是他们认为这个术语在这里不完全恰当：跟奇迹不一样的是，持续高速增长是可以被解释的，也是可以被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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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说一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指的是本国产业满足如下4个条件的情形：（1） 它们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而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2） 它们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3） 每个产业构成一个集群；（4） 每个产业的国际市场是竞争性的（Porter，1990）。说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指的是如下情形：它生产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比竞争者低。这一条件的基础是该国在任一给定时刻在生产那种产品或服务方面拥有由其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Li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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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列出的竞争优势的第一个条件假定了这些产业应该符合该经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也仅在其产业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才成立。因此，这四个条件可以被简化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在这两个条件之间，比较优势最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产业符合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的产品就会拥有全球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很小的原因所在（Lin and Re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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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们对发展战略的定义跟Rodrik （2005）一样，指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目的是实现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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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出口的制造业产品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它们使得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后发者能选择跟发达国家相比它们具有低工资和其他竞争优势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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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是《发展政策评论》杂志一个系列讨论会的第一场讨论稿。该系列讨论会的目的是探讨国际发展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每场辩论的参与者是两位著名的研究人员或从业者，给他们机会在三轮的讨论中检验和挑战对方的观点。按照该讨论会的设想，发言应当是稳健有力的，且易于理解，还应该植根于严谨的研究，同时也能对《发展政策评论》的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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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准是剑桥大学经济学院发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高级讲师。他的著作有：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2002）；Bad Samaritans：Rich Nations，Poor Policies，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om House，2007）；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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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改编自“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A Debate Between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7 （5），August 2009 （DOI：10.111/J.1467-7679.2009.00456.X）。© 2009 Justin Lin，Ha-Joo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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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经John Wiley and Sons / Blackwell Publishing许可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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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请注意，这是一个与过去经常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协调作用所不同的说法。“大推进”（big push）理论强调，如果每一个潜在企业的生存能力都取决于来自另一家尚不存在的企业的投入，那么这样的潜在企业就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利用能导致上游和下游企业同时出现的“大推进”，来推动经济达到一个福利水平更高的均衡（Rosenstein-Rodan，1961；Murphy et al.，1989）。但是不断变化的全球条件使得传统的大推进理论退出了人们的关注范围。近几十年来，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下降，导致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仅生产最终产品的某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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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所有的购买力平价收入数据都来自Maddison（2006：Tables 1-c，欧洲，2-c，美国，5-c，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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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所有的当期美元收入数据都来自http：//www.nationmaster.com/red/graph/eco_gdp_percapeconomy-gdp-per-capita，其中使用了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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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收入也只有美国的16％（2561美元对1594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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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这里，我使用了夏准基于市场汇率的比较方法，但是在我看来，购买力平价收入是更为合适的比较基础。尽管市场汇率支配着国际贸易，但购买力平价数据是经济发展和产能水平的更好指标，因此对产业升级的讨论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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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3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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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塞莱斯汀·孟加合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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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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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发生的全球危机是自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迫使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反思他们之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个不是由它们自己造成的金融和经济动荡的环境下，前方的道路看起来困难重重。由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复苏非常缓慢，加上此次危机使各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发展中国家将被迫面对一个对其出口和融资条件更加不利的全球环境。然而，为继续应对贫困问题的巨大挑战并实现经济收敛，发展中国家必须回到危机前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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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以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经济学著述的一大主题。市场机制在为基本生产要素估值、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和适当的激励机制以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这些方面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现代经济增长——一个相当新的现象（Maddison，2001）——是一个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发展和财富创造的环境）不断改善的过程（Kuznet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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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像西欧和北美这样的老牌工业强国，还是像东亚这样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家实现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帮助单个企业克服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时，政府都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事实上，现今的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政府仍扮演着这个角色。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虽然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不幸的是大多数都失败了。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此种带有普遍性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以找到适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的行业。事实上，政府倾向于选择那些过于先进但却与本国比较优势不相匹配的行业，这大体上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从“选优”的目标出发却以“选劣”的结果告终。[2]相比之下，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意无意地选取了一些特定国家的成熟行业，这些特定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发展水平也未超越本国太多。上述国家的经验教训是一目了然的：为了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从而新的产业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迅速地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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