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30878
1704630879
然而，尽管市场机制如此重要，由于以下所说的信息、协调和外部性方面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仍应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提供便利。
1704630880
1704630881
首先，做出升级和多样化的决定从来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一个先驱企业可能因为新产业缺乏互补的生产要素或足够的基础设施而失败，又或者仅仅是因为目标产业与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相符而不能成功。因此，产业升级和经济多样化可能更像是一个高代价的“试错”（trial and error）练习，即使这个试错练习具有后发优势（Hausmann and Rodrik，2003）。为了在竞争性市场上取得成功，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如下信息：处于全球产业前沿内的哪些产业与本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相符。
1704630882
1704630883
信息具有与公共品一样的性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成本是巨大的。然而，信息一旦形成，允许一个企业分享既得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政府可通过投资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将有关新兴产业的信息免费提供给企业等方式来给企业提供便利。另外，新产业的选择还可能以路径依赖的方式，通过特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来塑造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当然在分析这些信息并将信息告知公众方面，政府肯定比各个私营企业做得更好。
1704630884
1704630885
其次，技术创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通常伴随着对企业资本和技能的要求的变化，也伴随着市场范围和它们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变化，而后者是由在此过程中生产活动所体现的演进性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产业升级和多样化通常伴随着对软硬基础设施的要求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从农业到制造业、从简单制造业到高级制造业的变迁，一国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对运输和电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单个企业无力内部化这些设施的提供，也难以统筹不同部门间企业的协作来满足这些持续增长的需求。[8]即使一些大企业愿意为该国的公路或电网建设提供资金，为确保一致性、效率，并防止随着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自然垄断，政府协调也是必要的。在低收入国家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制造业中，除了硬件基础设施之外，企业不需要劳动力有多么熟练、融资和市场体系有多么成熟。但是，当经济发展到现代制造业的阶段，就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一次性设备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流动资本和出口融资，以及新的市场规划。然而，很多单个企业通常无力内部化所需的软件基础设施的变化。这就又需要政府来提供或者协调这些经济部门的变化，从而为单个企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提供便利。[9]
1704630886
1704630887
最后，创新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进程的基础，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即便政府愿意并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协调来帮助企业，仍不能够保证企业一定成功。企业可能因为目标产业太过先进，或市场太小，又或是协调不足而失败。但即使这些失败的案例也给其他企业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表明了该目标产业是不合适的，应重新审视。因此，先驱企业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而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么它们的经历更是向其他企业提供了信息外部性，证明新产业与经济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进而激励更多新企业进入该产业。[10]
1704630888
1704630889
随着大量新企业的进入，先驱企业可能享有的租金就会被消除。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成为先驱企业的动力是被抑制的，因为失败的成本太高，而成功的优势有限，二者是不对称的。除非能对先驱企业所创造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否则鲜有企业有动力去成为先驱企业。最终，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受到阻碍（Aghion，2009；Romer，1990）。在处于全球产业前沿的发达国家中，成功的先行者通常被授予专利，使之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创新所带来的垄断租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产业很可能是处于全球产业前沿之内的一个成熟产业。从而先驱企业难以因为先进入新产业而获得专利。因此，政府对甘愿冒险进入新产业的先驱企业做出一些直接资助就是正当合理的。[11]
1704630890
1704630891
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全球前沿上，其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依赖于自身通过试错过程所创造的新知识。相比之下，处于赶超过程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产业前沿内部，具有后发优势。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和产业理念来进行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这种获得创新的方法比发达国家企业所用方法成本更低，风险更小（Krugman，1979）。[12]因此，在一个致力于建设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企业知道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而且政府积极主动地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提供信息、协调和外部性补偿，那么该国的增长速度就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达到与高收入国家趋近的目标（Lin，2009）。实际上，18世纪前的英国，19世纪的德国、法国和美国，20世纪的北欧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经济体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Amsden，1989；Chang，2003；Gerschenkron，1962；Wade，1990）。
1704630892
1704630893
选优还是选劣：历史教训
1704630894
1704630895
在经济史学家中有这样一个广泛的共识：政府在促进结构变迁并维持该变迁在发达国家的持续性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除了二战后一些成功的案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关于政府干预的经历，并从多数失败和少数成功的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
1704630896
1704630897
发达经济体中政府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
1704630898
1704630899
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表明，当今最发达的经济体都曾经严重依赖于政府干预来启动和推进其经济起飞和赶超的过程。政府干预使得它们得以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并在长期内维持增长的势头。就导致西方世界早期经济转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List（1841）做过一个著名的调查。在这一调查报告中，他列举了政府用于保护国内产业或支持特定产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工具，其中许多产业取得了成功，并为民族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石。[13]
1704630900
1704630901
类似地，张夏准（2003）回顾了当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自身的产业革命时期（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开始，到1914年一战爆发结束）经济发展的状况。他记载了使得这些国家完成其追赶战略的各种政府干预模式。传统观点常常强调将西方工业的成功归功于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政策，但历史证据表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政策的运用是这些国家成功完成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这些政策包括频繁使用进口关税乃至进口禁令来保护幼稚产业，以及通过垄断授权、政府工厂的廉价原料供给、各项补助、公私合营、直接政府投资等促进产业发展，这些情况在英国和美国更甚（Trebilcok，1981）。所有试图赶上英国的欧洲国家都曾采取了技术政策。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期，具备新知识的熟练工人的流动是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例如法国，试图从英国大规模地获得熟练工人，但是从1719年开始，英国政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禁止熟练工人移民。[14]当新技术开始体现在机器本身之上时，机器也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法律，禁止“工具和器具”的出口。
1704630902
1704630903
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都支持对外国技术的获取，“有时候通过资助考察团和学徒实习等合法手段，有时候通过非法措施，包括支持工业间谍活动、走私违禁机械，以及拒绝承认外国专利”（Chang，2003：18）。例如，在德国（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吞并了西里西亚的工业强省，推动了钢铁和亚麻工业的发展。随后，诸如炼铁、焦炭炉和蒸汽机等先进技术便从更成功的国家进口进来（Kindleberger，1978）。
1704630904
1704630905
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采取了多种干预方式。在日本，政府在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等部门开办了许多工厂（“试验工厂”），大多数工厂随后被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了私人部门，政府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补贴。这项措施有助于启动日本工业化和多样化的进程。虽然官办企业表现不佳[15]，但是其中的许多失败案例却催生了民办企业。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16]，充满活力的纺织业从国有企业惨淡经营的失败中兴起，这曾经是一个最为著名的案例。私人企业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学习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引进了各种工艺创新，用廉价的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设备，这是符合当时日本的比较优势的（Otsuka et al.，1988）。[17]
1704630906
1704630907
发达国家政府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虽然这些政策可能不会被贴上正式的“产业政策”的标签。除了产业中性的专利制度，其他此类措施通常包括支持基础研究、授权、国防合同和大型公共采购。地方政府同样向私人企业提供各式各样的激励政策，吸引它们到特定的地理区域去，并产生新的投资。所有这些措施的采用，需要确定具体的产业、产品和金额，以达到“选优”的目的。
1704630908
1704630909
美国是最好的例子。美国政府持续地向私人企业和学术机构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使之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探寻宝贵的新思路，并将这些思路去竞争化——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进行了主要经济部门如交通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教育和培训提供资金支持，为各产业建立起技能基础。这些政策一般通过提供研发补贴来完成，也通过授予专利权和版权来完成。例如，先进技术计划（The 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于1990年开始实施，对于有前景的高风险技术领域的研发来说十分重要。政府补贴还被应用在诸如国防、能源、运输和房屋建设等领域。
1704630910
1704630911
最近几十年，关于美国产业政策[18]是否必要的辩论持续进行着，但是，它并未改变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这铁一般的事实。政府干预包括分配大量公共资金于国防采购，以及对整个经济体有巨大溢出效用的研发活动（Shapiro and Taylor，1990）。实际上，在1930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在美国全部研发费用中所占的份额只有16%，而在二战后的年份里，这一份额保持在50%到66%之间（Owen，1966；Mowery and Rosenberg，1993）。据张夏准观察，“虽然在诸如计算机、航天和互联网等产业，美国的总体技术领导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它在这些产业仍处在国际前沿地位。如果联邦政府没有为这些产业提供与国防相关的研究经费，这些产业将不会存在”。在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如卫生部门，政府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供资金支持，而后者又为生物技术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研发资助，这对于美国保持它在该产业的领先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1704630912
1704630913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自二战结束后，关于积极产业政策的讨论一直在进行。[19]实际上，欧洲许多卓著的产业成就（阿丽亚娜空间计划、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等）应归功于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欧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欧盟委员会已发布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政策文件，包括1994年的欧盟产业竞争力报告，这一报告为更为坚定的政府干预开辟了道路。其他官方战略文件集中在去工业化的风险、监管负担、欧盟扩大对欧洲企业竞争力及其地位的影响等方面。2005年3月，在对里斯本战略审核的背景下，欧盟成员国设立了“创造坚实产业基础”的目标，重申了各类研发和创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日益增长的重要性。[20]
1704630914
1704630915
法国一贯赞成由政府资助的经济方案，这些方案使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得以协作开发新技术和新产业。法国政府通常使用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运营的开发银行来为私人部门提供融资和资本金。[21]在英国，政府将自己定义为“市场塑造者”（market shaper），它最近发布了新的产业政策，目的是：支持企业活动和创业活动，包括为处于起步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所需的融资渠道；促进知识的创造和应用；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技能，以便其未来找工作和创业；投资于现代低碳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以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在英国具有特别专长或者可以获得比较优势，且政府行动可以影响的行业构建产业优势（英国政府，2009）。
1704630916
1704630917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芬兰。在芬兰，工业化发生得较晚，但是取得了成功，而且是由政府主导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政策乃是强力政府干预和私人激励的组合；政府干预旨在快速建立产业资本，以确保有一个稳固的制造基地（Jntti and Vartiainen，2009）。该国增长制度的主要特征是：（1） 高资本积累率，这往往需要信贷的行政配给，做法是利率控制以及对“资本品投资”的选择性贷款审批；（2） 特定制造业领域的高投资率，尤其是在造纸、纸浆和金属加工等领域。国有企业在基础金属、化肥行业以及能源部门建立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8%（Kosonen，1992）。
1704630918
1704630919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曾试图复制政府主导型结构变迁的早期模式，这种现象在二战后尤其普遍。从东欧和亚洲的计划经济，到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左倾甚至是自由政权，许多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Chenery，1961）。尽管东亚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但大多数此类尝试都未能实现预期的结果（Krueger and Tuncer，1982；Lal，1994；Pack and Saggi，2006）。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会继续进行尝试。因此，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失败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建议，让它们做正确的事情，避免犯错误（Rodrik，2009）。
1704630920
1704630921
成败的秘诀
1704630922
1704630923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存在争议和混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经济学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已实施的失败政策上，而不是放在成功案例的目标及其所做的更为广阔的战略选择上。其次，不同类型的政府干预往往在回归分析中被堆积在一起，人们极少具体考虑是哪一类政府干预促进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兴起。
1704630924
1704630925
就如何通过结构性变化、思想传播和知识积累来取得持续增长，Romer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挑战在于找到更好的政府干预形式，这些干预形式有更好的经济效果、更少的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1990：66）。他还指出，“尽管如此，对经济学家来讲，最大的诱惑经常会是回避这种分析所带来的复杂的政治问题和制度问题，于是，他们反向思维，先确定自己想要的政策，然后建立一个支持这一政策的简单经济模型”。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面临的真正挑战，可能是甄别与本国比较优势（该比较优势本身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相符的新产业。
1704630926
1704630927
那些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战略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二战后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领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这可能是它们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纵观人类历史，先驱国家一直为后来者扮演着“经济指南针”（economic compass）的角色，虽然它们往往并不情愿这样做。回溯至16世纪，荷兰为英国扮演该角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又反过来为美国、德国和法国扮演该角色，并在20世纪中期为日本扮演这一角色。类似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又被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模仿。20世纪70年代，毛里求斯将中国香港作为它实施追赶战略的“指南针”。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选择了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作为其“指南针”。
[
上一页 ]
[ :1.70463087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