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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结构变化战略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大经验：首先，政府实施的促进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是与该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因此，在政府提供的信息、协调，有时是有限的补贴等帮助下，企业一旦建立起来，它一般是有竞争力的。[22]其次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能够很好地利用其潜在的、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国家的成熟产业作为发展目标，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用购买力平价衡量）大体上高于本国人均收入一倍。[23]在16世纪和17世纪，当英国在采用产业政策来追赶荷兰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大约占荷兰人均收入的70%。在19世纪，当德国、法国和美国采用产业政策追赶英国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约占英国人均收入的60%到75%。类似地，在20世纪60年代，当日本针对美国的汽车工业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约占美国人均收入的40%。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韩国和中国台湾制定促进其产业升级的政策时，它们有针对性地选取日本而非美国的产业。对此，它们有很好的理由：在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约占日本人均收入的35%，而只占美国人均收入的约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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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成功的赶超战略的各个要素，看起来，政策干预的具体细节取决于新产业的特定紧约束以及国情。但是，尽管干预措施常常不同，国家间产业发展的模式却是相似的。它们在发展的早期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如服装、纺织、玩具、电子产品等，并逐步攀登产业阶梯，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发展。[25]例如，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现自身的要素结构与日本相似，于是以雁阵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追随日本的发展（Akamatsu，1962；Kim，1988）。这一战略是可行的，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与日本的差距不大（Ito，19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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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故事是这一战略的极好例证。韩国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进行产业升级，并调整战略使韩国进入与本国潜在（并处于演变中）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例如，在汽车领域，在韩国发展早期，国内的制造商大多数集中于进口零部件的组装，这一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也与韩国当时的比较优势相符。相似地，在电子产品领域，初期的重点是家用电器，例如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随后转移到存储芯片这一信息领域技术最不复杂的部门。与韩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一样，韩国的技术进步是迅速的，这是因为韩国的主要产业部门与现有的比较优势相符，并因此与潜在比较优势的变化相符。[27]于是，在过去40年时间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高速增长，并在向汽车和半导体等行业的产业升级中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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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智利作为环太平洋国家之一，成功地选择了与自身比较优势相符且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它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自然禀赋决定的。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引入的自由市场改革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后来也慢慢地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Diaz-Alejandro，1985）。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智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工具以支持私人部门的发展，包括由政府机构提供农业公共品（Servicio Agricola Granadero）；对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由一个半公共的创业机构（智利基金会）负责大马哈鱼产业的发展；为新出口品提供补助的“减少不利条件”（simplify drawback）机制；国家发展机构（Corporacio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on，CORFO）所提供的多种计划；以及国家以创新促竞争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Innovation for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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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智利经历了“通过出口发现的大量新的比较优势”（Agosin et al.，2008），也经历了动态高速增长。智利传统的资源主导型产业如采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的多样化，以及智利强烈的出口增长愿望，是该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智利对铜的依赖已逐渐减少，而铝的冶炼增加了。林业产品扩展至鲑鱼水产养殖，农业扩展至葡萄酒酿造、果蔬冷冻和装罐。虽然该国的制造业一直不太成功，但是很多外企都选址于智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供应整个南美市场的安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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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作为非洲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和服装业），于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这些产业在中国香港——其“经济指南针”——已经成熟。两个经济体拥有着相同的要素禀赋结构，20世纪70年代，毛里求斯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香港的一半。[28]政府创建了毛里求斯工业发展局（MIDA）和出口加工区发展局，旨在吸引中国香港在其出口加工区的投资。其愿景是将毛里求斯定位为遵循中国香港模式的世界一流出口枢纽。这些条件共同促进了该国作为经济强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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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许多国家为建立“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设计并执行了相对于其发展水平来说过于激进的赶超策略。历史上有几个国家就犯过这类错误，比如匈牙利和俄罗斯。它们试图复制19世纪后期英国当时的产业（Gerschenkron，1962）。一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比较欠缺，但Maddison（2006）估计的购买力平价显示，在1990年，它们的人均GDP分别为英国的25%和30%。如此大的差距使得它们发展英国产业的任何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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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入同样的陷阱。在人均收入只占高收入国家很小比例的时候，它们通常有针对性地选择发达经济体的发达产业。许多殖民国家独立后，将先进的重工业的发展看做是它们自由的关键象征和实力的标志，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声誉的体现。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一部分新独立国家由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领导人领导。无论其政治派别如何，这些领导人都选择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先进的重工业。国家资源被用于推动工业化，被直接分配在各种投资上，在几乎每个经济部门都设立了大型的公营企业——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对国家的生存和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在“关于民族主义的宏观经济学”（Monga，2006）中，设计产业政策、选定政府干预的部门的标准几乎都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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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重工业的政治愿望存在的同时，学术圈内还存在着对“市场失灵”的着迷——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决策者（Albert Hirschman，Raul Prebisch，Roberto Campos和Celso Furtado等）都认为，由于结构刚性和协调问题的存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不能在发展中国家自发地产生。[30]他们建议，为了赶上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为制造业提供支持，而不论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多大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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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这样的产业政策是违背许多贫穷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劳动力丰裕。通过执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它们没有能力建立足以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企业。由于较高的资本需求和结构性的高生产成本，这些公营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即使管理良好，它们赚取的利润水平在未扭曲的竞争性市场里也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埃及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工业化以铁、钢和化学品等重工业为特征。该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当时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国美国的5%。如果政府不持续提供高代价的补贴和/或保护，埃及的企业就无法吸引到私人投资。国家的财政资源能力有限，无法长期承担这一大规模的保护和资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采取行政措施——在所谓的优先领域允许企业垄断市场、压低利率、高估本国货币、控制原材料价格——来降低投资成本，并让没有自生能力的公营企业继续运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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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的试验为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们凸显了决定产业政策成败的不同条件。当国家选择过于先进的、远超出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时，失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政府支持的企业无法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里具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取决于以高关税、配额限制和信贷补贴等方式实施的高度保护和巨额补助。包含在这些措施中的巨额租金很容易成为政治捕获的目标，并引发治理难的问题（Lin，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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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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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成功的国家中，政府在扶持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论点的证据，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可能仍不足以证明一个争论已久的观点。许多同意“政府干预是结构转型的必要因素”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仍反对产业政策，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总体框架用于指导政策的制定。美国总统卡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rles Schultze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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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事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判定一个产业结构是“优胜”（winning）的产业结构。我们没有一套经济标准来确定一个国家应该发展哪些产业，也没有标准来确定哪些老产业需要保护或重组。（Schultz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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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必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以及在前文中讨论过的产业政策实践所得出的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整理出一套可用于指导产业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六步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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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32]可以确定一份贸易商品[33]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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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该清单的产业中间，政府可以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35]，并设法确定：（1）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障碍；或者 （2） 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36]这些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组合来做到，例如价值链分析，或是Hausmann等（2008）提出的增长诊断框架。然后，政府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紧约束，并运用随机对照实验来测试这一过程的影响，以确保把这些政策推广到国家层面后的有效性（Duflo，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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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国内企业来说，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特定措施，鼓励在第一步中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来本国投资于这些产业，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政府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行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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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除了在第一步中的贸易商品和服务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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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并做出必要的改进，以吸引可能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私人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对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发展。然而，由于预算约束和能力的限制，大多数政府无法在合理时间内为整个经济做出理想的改进。因此，集中于改善工业园区或出口加工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就成为一个更易于实现的选择。[39]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还有鼓励产业的聚集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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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政府也可以为在第一步确定的产业清单中的国内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这类措施应有时间限制和财务成本限制。激励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企业所得税减免[40]，或是对合作投资的直接优惠，或是获取外汇（以进口关键设备）的优先权。[41]激励不应该也不需要以垄断租金、高关税或者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现。寻租和政治捕获的风险可因此避免。[42]对于在第四步里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发现新产业的企业，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以认可它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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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过程确定的产业应符合本国的潜在比较优势。先驱企业一旦成功，许多其他企业也将进入该产业。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主要限于提供信息、协调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以及补偿外部性。通过以上方法进行的政府扶持，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实现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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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约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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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如何促进产业增长成为许多研究的主题。对此，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几种思路。[44]尽管这些建议均有可能产生有用的结果，但没有一个特别关注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内甄别出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建立在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发展战略会导致失败，这一失败作为一种知识遗产，无疑会导致许多经济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任何政府来说，成功地“选优”也许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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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产业甄别框架的背景下，现有的研究都局限于寻找改善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方法——此二者的确影响着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关于企业绩效，我们有定量数据；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面临的许多潜在约束的严重程度，我们有基于认知的数据；这两类数据构成了强有力的实证资料。例如，这些数据表明，在大多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企业倾向于将不友好的投资环境视为业务发展和复杂技术采用的主要障碍。小企业似乎特别关注融资和土地获得等问题；较大的企业则倾向于将劳动法规和熟练劳动力的不易获得视为其活动的主要障碍；所有企业都关心腐败和基础设施问题——特别是电力、电信、交通和水等网络性公用事业的问题（Gelb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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