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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环境的调查试图刻画企业运行于其中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这些调查是有用的，但也会被误用或曲解。个人对于福利的看法是主观的，未必与收入或消费等客观指标相关；同个人一样，企业对其发展紧约束的看法也往往与实际的决定因素不相符。这一局限是由投资环境数据的性质及其被运用的方式所导致的。在典型的调查里，样本企业的经理被要求给影响投资环境的每一个方面（例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腐败程度”等）从1到4打分，用以反映它们对企业运营的阻碍程度。[45]如果某一方面的评分均值较高，就被理解为这一方面对增长的阻碍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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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尽管企业对其业务流程和经营环境很熟悉，但它们可能不能充分意识到主要问题的真正根源，反而把另一个较不明显的问题的症状错误地当做是它们面临的约束。由于有这些缺陷存在，越来越多的人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指标作为补充。这一指标是基于专家调查得出的（不仅仅是企业层面的认知数据），在一定范围内，它们提供了一个更具可比性的跨国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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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仍然存在，因为调查结果通常会不一样，这取决于受访者是被要求列出它们认为的最重要的约束，还是被要求对各种约束进行排序。考察过许多方法的研究人员更加青睐排序的方法，因为这一方法强迫受访者做出更强的表达、给出更强的关系（Alvin and Krosnick，1985），但这种方法可能不是完全可靠的：被要求对约束排序的企业或者专家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基础来决定他们列为第一的约束是否严重。如果当地的企业在对一个特定的约束进行排序时，没有一个稳固且有意义的参照系，那么这种排序就可能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此外，在有些情况下，选择任何单一的数量标准可能会引起误导，因为企业通常同时面临几种约束。将所有因素认为同等重要也许并不能为政策制定提供帮助。要考虑企业异质性在增长分析中的主要作用，我们必须超越均值法——即对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提取投资环境变量均值的方法。因此，就需要对企业绩效进行仔细的经济计量建模，来甄别哪一个变量对增长有最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最具经济影响的政策变量可能不是认知值最高的变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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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调查还有两个局限性。首先，对尚不存在的产业，它们无法提供任何信息，但这些产业可能是这个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被调查的现有产业可能并不与国家比较优势相符，要么由于它们过于先进（作为一个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遗产），要么由于它们在根本上已不具备竞争力（作为发展过程中工资普遍上涨的结果）。这两个局限性使得投资环境调查非常有必要只覆盖一部分满足自生能力标准的企业，并能够反映经济的真正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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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甄别增长障碍方面，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商业发展的许多约束可能内生于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产业。好的例子包括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融资工具，或者企业向一些特定产业转移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甄别和消除这些障碍可能需要使用几个互补的分析工具。一个有用的工具是Hausmann等（2008）提出的增长诊断框架。它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当亟待改革的一长串清单被列出来后，决策者要么努力尝试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要么先进行对该国增长潜力没有重要影响的改革。因为一个领域的改革可能导致另一领域产生难以预料的扭曲，所以集中精力解决影响增长的最大障碍将是取得成功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政府应当找出一到两个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并着力将它们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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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给定国家甄别相关紧约束，增长诊断框架提供了决策树方法。这一方法首先就发展中国家低增长的可能原因进行分类，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低增长要么是由于融资成本高（源于经济和社会回报较低，或者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间差距大），要么是由于私人投资回报低。诊断分析的主要步骤是，弄清楚这些条件中哪一个能更准确地解释该经济的特征。使用这一框架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国家，增长战略应确定造成低投资回报率的原因，同时也必须解释，为什么国内储蓄不上升以获取在其他国家投资的高收益。尽管增长诊断框架试图将经济增长政策的讨论向前推进一步，但其模型的关注点和设定仍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将分析降到部门层面，会引出部门间相互作用和相互权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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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经济中存在一些促进增长过程的制度，增长诊断框架与这些制度的联系是不精确的。为甄别增长的紧约束所提出的方法也不总是直截了当的。即使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的数据是可以普遍得到的，也不清楚它能否精确地甄别出每一国家最需要的进步应该发生在哪些领域。例如，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的简单增长模型，在这个国家中，技术和人力资本是互补的。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该国的教育和技术的回报也就都不高。如果只关注影子价格，并忽视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水平的跨国比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无需提高教育水平，也无需鼓励采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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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使在有些情况下增长诊断方法相对确定地甄别了某一给定国家增长的紧约束，政府所面临的政策选项还是很多。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有必要不仅仅依赖于某一种方法，而应采用几种不同的宏微观工具来甄别增长的紧约束。对增长的微观分析表明，差异化的企业发展动态过程是总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积累的良好驱动因素。针对总体水平的诊断需要对微观层面所发生的事情有良好的了解。具体而言，对于面临很强的结构变迁的经济而言，要理解这一经济的总体生产率的增进，监控企业在行业内的进出情况以及影响进出的政策变量就十分重要（Bourguignon，2006）。我们必须考虑国情和微观个体的异质性。这可以更有效地通过国别分析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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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使我们可以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内找出产业发展的相关紧约束，并且改善国家的商业环境，先驱企业遇到的外部性及协调等关键问题仍未解决。即使消除了这些紧约束，一国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问题可能还是未能得到解决。因此，就有必要把增长诊断框架、旨在消除产业升级障碍的其他方法，以及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结合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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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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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国家的失业率达到新高，许多国家的财政也因危机而变得脆弱，工业的产能利用率仍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潜力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在当前的多极增长世界中，它们需要找到经济增长的新源泉（Zoellick，2010）。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引导和促进结构变迁（产业升级和经济多样化）以扶持增长、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作用应重新回到中心地位。事实上，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都表明，尽管市场机制在把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和产业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干预——通过提供信息、协调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补偿外部性——对于帮助经济体从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同样是不可或缺的（Li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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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二战后产业政策在全世界遭遇了很多次失败，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产业政策都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考虑到O’Brien and Keyder（1978：15）的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应研究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发展能力”，本文研究了当今发达经济体结构变化的机制以及东亚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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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产业政策的失败更有可能源于增长甄别过程中决策者的失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通常可分为以下两大类：（1）它们试图扶持一些新产业的发展，但它们选定的这些新产业要么过于先进而离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太远，要么过于陈旧而失去了比较优势；（2）它们试图扶持一些新产业的发展，而且它们选定的这些新产业与本国的潜在比较优势是相符的。只有后一类政策才是有可能成功的。表现良好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帮助企业利用市场机遇。这些政府通常的做法是，解决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等问题，向私人提供充足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我们希望，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扶持其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本文所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方法可以帮助它们找出适合本国发展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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