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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评论与回应[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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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德克·威廉·特威尔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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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就像林毅夫和蒙加所做的那样，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然而，他们的文章最有价值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程序，即通过六个步骤来甄别和促进增长。这种方法与现有的增长诊断法（Hausmann et al.，2005）、竞争力法（Porter and Schwab，2008）、投资环境调查法（世界银行，2005）、生产能力法（Cantore et al.，2011）等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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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各国政府应选择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高速增长，跟本国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人均收入高于本国差不多一倍。然后，再找出过去20年间这些国家的哪些贸易品产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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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如果这些行业中已经有一些国内私人企业进入了，就应该弄清楚该行业技术升级或更多企业进入的约束，并设法消除这些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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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对于国内企业尚未涉足的行业，政策制定者可尝试从第二步中列出的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或实施新的企业培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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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除了在第一步中确定的行业之外，政府还应关注私人企业自主的自我发现，并对它们发现的新行业中成功的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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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和商业运营环境较差的国家，可利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来克服进入障碍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阻碍、鼓励产业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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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对于上述行业的先驱者，政府应该给予一定时期的税收优惠、合作投融资或外汇获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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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仔细阅读这篇文章，读者可能会对这一框架提出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新框架的第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根据类似国家20年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来甄别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如果现今的条件已根本改变，跟过去比较已经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信息（例如，新兴力量的崛起、光缆等新的通信技术的出现、新的生产工艺、新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以及气候变化），情况会怎样呢？如果需求模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例如，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的崛起，全球金融危机），与过去的产品相比，另外一些产品更成功，情况会怎样呢？如果有测算问题，例如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的出口可能相当难以测量，但有可能这一行业恰恰就是可使用优质光缆的小内陆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在，情况会怎样呢？如果参照国在地理上或制度上与本国有很大差异，情况又会怎样呢？因此，人们可能会怀疑第一步是否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得到足够充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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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步来说，这一步是关于政府支持（消除增长的紧约束）的，但目前尚不清楚一个国家如何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哪种政策或工具最为有效（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增长诊断理论）。因此，即使甄别出了合适的行业和约束条件，错误的政策工具仍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这就引出了一个本文强调不足但却很重要的观点，即作为遵循一国比较优势的政策的需要（这隐含在第一步至第六步中），落实政策所依赖的条件（政府能力、政治激励机制、政企关系的性质）也是产业政策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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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还被阐述为现有分析框架的替代物。我们邀请了五位杰出专家来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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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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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雷什·坦杜尔卡（Suresh Tendulkar），德里大学经济学院退休经济学教授，评论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甄别增长源泉两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区别。坦杜尔卡承认政府在促进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对政府在增长甄别方面的作用则不太确定。他问道，怎样才能约束一个过度热情的政府，使之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行事？他以南亚为例问了这一问题。他还警告说，有时限的激励起不到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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