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31190
1704631191
麻省理工学院的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提出了三点。首先，她认为，从中东的能源国家到亚洲制造业走廊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产业政策实际上比林毅夫和蒙加设想的更为成功。其次，她认为，作者的两轨法（甄别和因势利导）比Porter的价值链分析和Hausmann的“跳跃的猴子”模型更好，因为它涉及建立商业知识，这比其他概念所蕴涵的方法更完整。最后，她认为，如果把产业政策应用于海外投资和劳动技能的引进，林毅夫和蒙加的模型可以得到加强。
1704631192
1704631193
阿莫亚科（K.Y.Amoako）是位于阿克拉的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ACET）的创始人兼总裁，他认为林毅夫和蒙加的方法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有用指南，这样一个务实的做法是值得欢迎的，特别是它出自于历来不相信积极工业政策的世界银行。然而，阿莫亚科也认为，文章过于强调要支持遵循比较优势的产品，但对获取新技术和学习的关注太少。成功的工业化并不总是基于竞争性市场的，非洲国家也不总是成功的，尽管它们遵循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1704631194
1704631195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商业与公共政策系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认为，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据此选择行业，然后遵循该国的比较优势，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可能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而不仅仅是甄别出潜在产品。政府应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这很有可能超越任何政府的能力。
1704631196
1704631197
林佑赫（Wonhyuk Lim），韩国发展研究院国际发展中心政策研究主任，对如下观点表示赞同：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因势利导型政府三个因素来提供的政策建议将有助于决策者；但他认为，还需要做许多事情才能使一个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韩国摒弃了本国的比较优势，依靠培养专业技能、填补价值链中的一些特定空白、依靠精心选择的一系列企业集团和战略选择，而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
1704631198
1704631199
回应
1704631200
1704631201
辩论的最后，林毅夫和蒙加做出了一个回应。他们直接回应了许多质疑，例如他们指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是隐性地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他们也对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表示赞同，例如阿姆斯登教授指出的获取企业组织管理经验的重要性，以及将产业政策应用于海外投资使得这一模型得到改进的方式。
1704631202
1704631203
但也有一些观点将留给读者做判断。例如，林毅夫和蒙加重复强调他们的模型关注“发展与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他们的意图也许并不会招致反对，但大多数人可能会怀疑它是否可以在实践中实现。或者说，当林毅夫和蒙加表明“这只是简单指出了制定清晰、透明、严格的标准的必要性，这样的标准可以减轻……对没有竞争力的行业的支持”，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重要性，但许多人将会质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实施这些标准，就像坦杜尔卡所强调的那样。
1704631204
1704631205
一个进一步且尚未完全结束的讨论是，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应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或者如阿莫亚科暗示的一样，它们是否应该建立起动态比较优势。
1704631206
1704631207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讨论与知识有关（就像帕克提出的那样）。政府官员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知识，来按其意愿支持各个产业，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选定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什么时候政府的知识才够用呢？
1704631208
1704631209
结论
1704631210
1704631211
林毅夫和蒙加的文章为各国政府促进增长提供了有用且切合实际的六步计划，这个计划似乎是对现有框架（增长诊断框架、竞争力分析、生产能力分析、投资环境分析）的一个可靠的替代物。它再次掀起了关于增长政策在发展中作用的讨论，也使这一话题再度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受人关注的问题。
1704631212
1704631213
在评论林毅夫和蒙加对文献的贡献时，大多数意见认可他们的观点：政府在促进增长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人也高度评价了这一思路所蕴涵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然而，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对经济增长进行甄别仍然存有分歧。
1704631214
1704631215
此外，林毅夫和蒙加提出的两轨六步法依赖一个前提，即国家要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一些意见建议则认为，国家实际上需要违背比较优势，这将涉及比这个框架建议的政策更为复杂的一套政策。
1704631216
1704631217
总之，大多数人认为，该方法有助于为成功的产业发展提供原料，并且接近于一个关于增长的菜谱。但也有人怀疑“厨师”应用这个菜谱并把原料变为美味佳肴的能力。不管怎样，人们希望六步程序的应用将会产生相关信息，帮助各个国家增长更快。事实上，除了搞清楚制约一国发展的紧约束是什么之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常常会问：在过去，其他国家是如何实现我们现在要实现的目标的？
1704631218
1704631219
参考文献
1704631220
1704631221
Cantore,N.,Ellis,K.,Massa,I.,and te Velde,D.W.2011.“Managing Change and Cultivating Opportunity
:The Case for a Capability Index Measuring Countries’ Ability to Manage Change Effectively”.KPMG-ODI report.London
:KPMG 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1704631222
1704631223
Hausmann,R.,Rodrik,D.,and Velasco,A.2005.Growth Diagnostic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ww.hks.harvard.edu/fs/rhausma/new/growthdiag.pdf）.
1704631224
1704631225
Porter,M.and Schwab,K.2008.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8—2009.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1704631226
1704631227
World Bank.2005.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on the Investment Climat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1704631228
1704631229
苏雷什·坦杜尔卡[49]
1704631230
1704631231
林毅夫和蒙加认为经济学家着迷于经济增长之谜，这是正确的。20世纪50年代，罗斯托为每一个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可预测的、明确的增长路线图。让罗斯托这样自信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后不久，大量经济理论分析模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虽然罗斯托在自己的时代中不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立即就能想到Kuznetz和Gerschenkron），经济学家们却从那时起变得更为慎重，尽管（或者可能因为）大量数据已经存在。这样做是正确的。18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人均收入开始以每年1.5％至2％的速度增长，美国、德国和法国也于19世纪跻身其中，随后，这个团体的规模迅速膨胀：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70年代的中国内地、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80年代的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都加入到增长的行列中。随着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加入，采用人口加权法计算的国家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平等表现出可喜的下降。然而，增长队伍中的国家仍然不多。虽然我们事后对快速增长的共同特征相当确定，但很少有国家能保持20年以上的持续快速增长（比方说，年人均GDP增速达到3％或更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肯定预测，究竟是什么触发因素会促进任一给定国家的持续增长。
1704631232
1704631233
林毅夫和蒙加没有被这些问题吓倒，他们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和令人钦佩的事业，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制定了两方面的议程，一是增长扶持（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二是增长甄别（通过有预见性的产业政策实现持续不断的技术升级和多样化），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快速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确实令人称道。他们对二战前后国家干预成败的经验教训的详细事后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支持他们的观点。虽然我内心里希望他们成功，但理智上还是不满意。因此，请允许我阐释一下我不满意的理由。我将做出一些内省式评论，当然是戴着我的南亚（特别是印度）有色眼镜，同时我也认识到，作者也有一个东亚和东南亚（包括中国）的视角。
1704631234
1704631235
争议较少且易于为人接受的观点，是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因势利导作用，也就是提供硬件（公路、铁路、空中运输和通信，电力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网络）和软件（基本治理结构，包括竞争性市场制度、金融体系及监管、基本医疗，以及中小学教育服务，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和公益性质，上述任务确实是政府的核心法定任务。充足的实物设施、有效的运营成本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可以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成本，同时为经济结构提供竞争优势。
1704631236
1704631237
更困难、更不确定且因此更有争议的是增长甄别的作用。林毅夫和蒙加在其出色的历史分析中，列举了大量失败的案例和少数成功的案例，并列举了种种政府行为的弊端，比如善意但过于积极的政策、出手过重的非侵犯性政策组合、不加区别地把以往成功的政策延期、随意扩展公共部门（使其远远超出了最低限度和自由裁量权）。这些因素往往会扼杀市场运作的活力，导致猖獗的寻租活动。对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事先选择可能会出现错误，让人们承认这个错误不难，但要想在政策（包括补贴和关税保护）明显无效或不成功的情况下及时取消相关政策却很难。问题就很有讽刺意味地变为：如何控制一个过于热心的政府，使之不要采取自己远远无法有效把握的政策？按我的估计，基于南亚的经验，先进行增长甄别，然后事前培育被挑选出来的赢家，把它们置于一个严格的、有时间限制的约束下，是一个困难和高风险的事业。这并不排除偶然的、幸运的成功，但这个成功究竟是不是真的，还需要根据实际经验和对学科的信心来判断。
1704631238
1704631239
爱丽丝·阿姆斯登[50]
[
上一页 ]
[ :1.704631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