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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林毅夫和蒙加对文献的贡献时，大多数意见认可他们的观点：政府在促进增长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人也高度评价了这一思路所蕴涵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然而，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对经济增长进行甄别仍然存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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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林毅夫和蒙加提出的两轨六步法依赖一个前提，即国家要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一些意见建议则认为，国家实际上需要违背比较优势，这将涉及比这个框架建议的政策更为复杂的一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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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多数人认为，该方法有助于为成功的产业发展提供原料，并且接近于一个关于增长的菜谱。但也有人怀疑“厨师”应用这个菜谱并把原料变为美味佳肴的能力。不管怎样，人们希望六步程序的应用将会产生相关信息，帮助各个国家增长更快。事实上，除了搞清楚制约一国发展的紧约束是什么之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常常会问：在过去，其他国家是如何实现我们现在要实现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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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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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雷什·坦杜尔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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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认为经济学家着迷于经济增长之谜，这是正确的。20世纪50年代，罗斯托为每一个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可预测的、明确的增长路线图。让罗斯托这样自信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后不久，大量经济理论分析模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虽然罗斯托在自己的时代中不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立即就能想到Kuznetz和Gerschenkron），经济学家们却从那时起变得更为慎重，尽管（或者可能因为）大量数据已经存在。这样做是正确的。18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人均收入开始以每年1.5％至2％的速度增长，美国、德国和法国也于19世纪跻身其中，随后，这个团体的规模迅速膨胀：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70年代的中国内地、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80年代的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都加入到增长的行列中。随着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加入，采用人口加权法计算的国家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平等表现出可喜的下降。然而，增长队伍中的国家仍然不多。虽然我们事后对快速增长的共同特征相当确定，但很少有国家能保持20年以上的持续快速增长（比方说，年人均GDP增速达到3％或更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肯定预测，究竟是什么触发因素会促进任一给定国家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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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没有被这些问题吓倒，他们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和令人钦佩的事业，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制定了两方面的议程，一是增长扶持（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二是增长甄别（通过有预见性的产业政策实现持续不断的技术升级和多样化），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快速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确实令人称道。他们对二战前后国家干预成败的经验教训的详细事后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支持他们的观点。虽然我内心里希望他们成功，但理智上还是不满意。因此，请允许我阐释一下我不满意的理由。我将做出一些内省式评论，当然是戴着我的南亚（特别是印度）有色眼镜，同时我也认识到，作者也有一个东亚和东南亚（包括中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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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较少且易于为人接受的观点，是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因势利导作用，也就是提供硬件（公路、铁路、空中运输和通信，电力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网络）和软件（基本治理结构，包括竞争性市场制度、金融体系及监管、基本医疗，以及中小学教育服务，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和公益性质，上述任务确实是政府的核心法定任务。充足的实物设施、有效的运营成本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可以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成本，同时为经济结构提供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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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困难、更不确定且因此更有争议的是增长甄别的作用。林毅夫和蒙加在其出色的历史分析中，列举了大量失败的案例和少数成功的案例，并列举了种种政府行为的弊端，比如善意但过于积极的政策、出手过重的非侵犯性政策组合、不加区别地把以往成功的政策延期、随意扩展公共部门（使其远远超出了最低限度和自由裁量权）。这些因素往往会扼杀市场运作的活力，导致猖獗的寻租活动。对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事先选择可能会出现错误，让人们承认这个错误不难，但要想在政策（包括补贴和关税保护）明显无效或不成功的情况下及时取消相关政策却很难。问题就很有讽刺意味地变为：如何控制一个过于热心的政府，使之不要采取自己远远无法有效把握的政策？按我的估计，基于南亚的经验，先进行增长甄别，然后事前培育被挑选出来的赢家，把它们置于一个严格的、有时间限制的约束下，是一个困难和高风险的事业。这并不排除偶然的、幸运的成功，但这个成功究竟是不是真的，还需要根据实际经验和对学科的信心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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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阿姆斯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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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毅夫和蒙加关于政府作用的关键文章里，他们关注比较优势的概念，把它作为消除不发达的线索。他们是前进了一步还是在原地踏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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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是就像从地底冒出来的一样，比较优势可以用演绎法来解释，也可用归纳法来解释。经济学家通常用演绎法理解它。林毅夫和蒙加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设计出一套好的标准，去找到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是潜在的比较优势）的行业。然而，两个广阔的去殖民化区域——远东和中东，拥有成功的产业政策、快速的GDP增长、急速减少的贫困，却是通过探查它们邻国的情况去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产业在邻国兴起，这事实上是对邻国比较优势的强有力证明，试想，还能找到比这更具体的证据吗？如果一个出口加工区成功了，如果某国的石油企业相较国际性石油企业增加了国内的供给和税收，其他国家就会效仿，并遵循这个发展的蓝图 （模仿主要发生在南—南国家之间）以便自己更容易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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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参与方的变化，以及外生冲击的影响，两大区域角色模范已经有所演变，它们关于“产业政策”的含义也在变化。（我要指出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的限制已经驱使“新兴”国家和“已崛起”国家的产业政策转入地下，创造了一种“平整比赛场地”的托辞。）OPEC发展角色模范（与OPEC价格卡特尔不同）始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把1938年墨西哥石油行业的国有化作为其范例，雇用了数以百万计的最远来自孟加拉国的工人，接近于Hla Myint在20世纪50年代描述的“劳动力稀缺、资源丰富的经济”。远东模式依照Arthur Lewis分析过的劳动力丰裕经济的路线运行，它形成于二战后的日本，而日本那时既非发达国家也非欠发达国家，它选择目标产业的标准比林毅夫和蒙加的标准简单：政府支持具有更大关联度且在国际上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首先是丝棉纺织业（Amsden and Suzumura，2001）。像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国的产业政策跨越亚洲的制造业走廊和中东的能源带，因此，实际上其产业政策很可能比林毅夫和蒙加所说的更为成功，而不是“大部分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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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ewis、Myint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第三个原始模型——农业出口经济中，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由于其超速的人口增长，这个模式本身是不是可行的，就值得怀疑了（2002—2010年人口增长率最高的30个国家中，有24个小农经济，23个在非洲）。缺地、高失业，但是劳动力成本又不够低，制造业经验又不够丰富，使其无法与印度这样的劳动力丰裕的经济竞争。除了人口计划之外，帮助农业经济（其中许多国家最近发现了能源和矿产资源，比如苏丹、安哥拉、喀麦隆和加纳）的最好的产业政策还有什么，是OPEC发展角色模范（由临近的尼日利亚教给它们别做什么），还是林毅夫和蒙加所说的两种政府干预措施的“重要区别”？后者区分了两类政策：一是通过解决信息、协调和外部性来促进结构变迁的政策，二是旨在对所选定的、违背由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曾被称为动态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特定产业和企业进行保护的政策。他们的区分看起来有意义，但实际上很模糊，至少对于巨大的能源和采矿部门（这两个部门是无法运转的农业经济机制的巨大希望）来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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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临近可信角色模范的发展中国家，如哥伦比亚、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泊尔，需要有关于如何“选优”的建议。林毅夫和蒙加的标准，面对着Porter（价值链）和Hausmann（跳跃的猴子）标准的挑战。我认为林毅夫和蒙加的两轨六步法比他们的好，因为，如果我理解了其广泛含义的话，比较优势可以归结为拥有“商业知识”，后者是以行业发展走向路线图、生产工程技术和项目执行能力为基础的一种经验知识，这种知识使投资项目可以被实施和运行。（随着政府研发避开了限制性专利，而日本被认为将逐渐开始生产DVD光盘，于是中国台湾的电子企业投资生产CD-ROM，尽管世界价格在下降。）相反，猴子将跳到哪里，或者说一个国家将如何定位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主要决定于狭义的要素比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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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快专业化管理的商业组织及其特有技能的增长。商业知识取决于经验，而这在我看来，对于缺乏东亚地区的战前制造业文化（这个文化被日本的局部战争准备所加强）的经济来说，是被严重忽视的要素。可以用学习曲线来理解经验，但这种学习不是重复性的。经验依赖于对关于多项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同时变化）的不可言传、没有记录的知识的获取，这是一个比获取信息更为艰难的任务（这是事实）。那么，产业政策如何能够加快经验的获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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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以下两种可能性可以向前推进林毅夫和蒙加的观点：追随东亚模式和中东模式的做法，利用产业政策来：（1） 投资海外（外向的外商直接投资）；（2） 扭转人才外流的局面（并为本地人才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小国的比较优势。当马来西亚政府的产业政策转向关注马来人口，而不是补贴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拥有的企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收购外国企业，并得到了这些企业的股权；这提升了他们选择特定海外资产予以购买的技能，这是在国内进行成功投资所同样需要的“商业知识”。沙特阿拉伯国有石化企业SABIC也一样，这家企业收购了通用电气在中国的化学品业务，而对石化和化学品原料成本的估计均需利用关于石油供求的信息。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就会对国内的以下方面具有正的溢出效应：收入、就业、收入分配（跟马来西亚的情形一样）和挑选优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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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人才外流的局面并在本国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是一项成本巨大的挑战，但潜在回报也非常高，因为海归人才的经验能够告诉政府应该支持哪些具体的行业。此外，全球主义的不完善，已经使一些专业人士有了回国发展的愿望。张忠谋，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回到中国台湾运营其新的国有半导体企业，因为他声称在得州仪器公司碰到了“黄种人玻璃天花板”。联合利华的西非高管也谈到过“黑种人玻璃天花板”。产业政策内在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政府的作用则是培养一个生产型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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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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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den,A.H.and Suzumura,K.2001.“An Interview with Miyohei Shinohara
:Nonconformism in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5
:34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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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亚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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