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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的文章强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的改善对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他们指出，虽然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至关重要，但仍可能不足以使企业克服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的改善，从而妨碍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作者指出，历史证据表明，在几乎所有成功国家（即工业化国家和最近东亚的成功案例），政府都发挥了并在继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帮助它们的企业克服这些难题。他们进一步指出，出于同样的原因，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试图干预过它们的经济，但大部分都失败了。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想说明，这些国家的失败是因为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违背了该经济现有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它们试图发展一些不符合其相对要素禀赋结构（尤其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以使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按照这一方案去挑选产业或产品，然后采取措施促进并扶持这些产品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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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使出口多样化，其政府应“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然后消除这些紧约束，或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出口的发展，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政府应积极寻找国内企业成功发现的行业或产品并提供适当的支持。该文给出了政府可以提供的各类支持或便利条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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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建议对热衷于出口多样化和出口升级的政府来说，是非常实用和有用的指导。这篇文章以务实的态度，关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这是值得欢迎的；尤其是这篇文章出自世界银行，该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否认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任何正面或积极的作用，并实行了自由化和私有化计划，以支持这一观点。最近，在看到东亚国家（例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卓越经济表现（其中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有关部门奉行积极的产业政策）之后，世界银行不得不修改其立场，开始研究东亚奇迹（世界银行，1993）。我们希望林毅夫和蒙加的这篇文章有助于世界银行进一步沿着实用主义道路前行。正如他们引述的Rodrik （2009）的观点：“……与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因势利导角色，还不如‘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失败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建议，让它们做正确的事情，避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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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认为政府在扶持工业化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并赞许他们的建议，但仍希望看到他们在使用比较优势（即要素相对的相对构成）评价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成败案例时，能多一点灵活性。在我看来，使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的框架来解释产业政策太局限于理论，也似乎没有充分解释这些国家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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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集中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要素应该是本国相对丰裕的要素，这一观点非常有道理。然而，这种观点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在国际和国内均存在竞争性市场，可现实可能并非如此。此外，这一观点也是静态的，没有考虑需求、价格、技术变革前景，以及在世界市场上对产品的学习前景。相对于产品B，一个国家在今天利用其要素禀赋生产A更为便宜，并不必然意味着在中期至长期，它依然是最好生产A而不是B，事实上B可能拥有更多的需求以及更好的技术变革和学习前景。诚然，今天生产A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从而增加储蓄并增大该国资本量。但是，如果该国的目标是在工业化方面“赶超”别的国家，那么在某个时点上它将不得不违背现有的比较优势，偏离目前的生产结构，采取非边际步骤偏离现有的生产结构（即尝试生产B）。当然，这将是一个更危险的举动，但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因此，对于我来说，政策问题是双重的：（1） 在任何特定时间，产业政策中A与B产品应进行什么样的组合，它们应如何随时间而改变？（2） 选定了一个特定产品组合，尤其是包括B产品的时候，什么样的补充政策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的机会？后一问题将技术和技术能力的获取问题提上台面。HOS理论用“所有生产者都能得到和有效使用同样的技术”的假设回避了这一问题；林毅夫和蒙加似乎继承了这一做法。这一假设显然很成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产业政策应该解决的核心发展问题恰恰就是技术的可获得性、有效利用、吸收和改造（Lall，2003，2004）。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不应仅仅关注由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决定的现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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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方法仅仅是试图打入那些在“产业阶梯”上领先自己，且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竞争力下降的国家的市场，那就意味着各国的产业排名随时间基本不变。这样就几乎没有任何“赶超”的案例，美国和德国在工业化方面不会超越英国，日本不会成为汽车出口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韩国也不会成为最高效的钢生产国。我研究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经验是，政府同时在促进A和B两种不同行业，只不过二者的搭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支持政策包括大量财政、汇率、贸易和信用工具。它们还建立了强有力的制度，奉行积极的技术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积极开发劳动技能，并积极参与产业重组。在这么多的政府干预手段作用下，促使企业依靠比较优势发展的竞争性市场是否还依然有效（Johnson，1982；Amsden，1989；Wade，1990；Evans，1995；世界银行，1993；Chang，2006），谁也不能确定。还应当指出，非洲在进口替代时期建立的许多产业都失败了，尽管其中许多产业生产的是纺织品和其他简单的消费品，这些产业是符合基于相对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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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遵循比较优势非常重要。但这仅仅是一整套政策、制度、能力和安排中的一种，这一整个系统需要统一部署以提高产业政策成功的机会。而对于一个国家，要加快产业赶超的速度，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当前的比较优势，促进精心挑选的一个小的“高科技”产品子集的发展（根据该国目前的生产结构来看）。这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组织、有纪律、准备与私人部门密切合作，并服从严格的绩效标准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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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对个别细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的确觉得本文做出了宝贵贡献，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切合实际且合情合理的方式。在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我们所研究的正是如何利用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实现非洲国家的经济转型。因此，我们欢迎林毅夫和蒙加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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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在这样一篇有趣的文章中讨论了大量的问题。他们正确地指出，应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用积极的政策刺激工业化程度最低的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却几乎没有小规模的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来说也一样（Noland and Pack，2007）。人口和劳动力在增长，就需要找到新的就业岗位来源，在此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是重申了如下观点：一个国家若想使得经济向更高级的活动转型，在其发展中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这个观点林毅夫在其马歇尔讲座上曾中肯地提出。本文的新意在于，它给出了一套甄别成功产业的办法，这个办法似乎深深受到了东亚经验的影响。其表述也许过于大胆，它建议发展中国家考察比本国先进但又没有先进太多的国家的一些产业——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盯住日本的产业结构，因为日本“只”比它们富裕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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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是有问题的。首先，这个富国的经济结构对本国来说可能都不是最优的，也许本身就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1868年到1941年之间，日本的某些工业发展反映了其发展强大的军事潜力的急迫心情，这的确使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装备了战舰。日本的冶金能力（部分反映于1950年后日本的工业发展）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开发的技能基础上，这一能力为二战初期日本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强调重工业，企图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但这也被看做工业成功的一条路径。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仿效苏联道路；苏联道路深深地影响了一些印度人，如那时的计划委员会主席马哈拉诺比斯。印度没有遵循林毅夫和蒙加的观点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印度的经验（这个经验在许多企图用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被复制过）确实表明了模仿“先进”国家的危险；国民可能被诱导抛开严格的经济理性，去追求技术上先进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铁和今天的高科技行业。一旦走上模仿的道路，技术官员们可能就无法停止他们领导人的脚步。韩国经济学家已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项目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告诉我们，过渡期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保护措施未能满足Mill-Bastable检验（Yoo，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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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在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框架中运行的，包括（世界银行，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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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40年的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导致了资本劳动比率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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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快速增长（以年衡量），科学和数学教育取得较大的成就（以国际考试成绩衡量），理工和工程类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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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大幅扩展，包括运输、港口和公路这些并不针对和偏向某一或某些行业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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