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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集中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要素应该是本国相对丰裕的要素，这一观点非常有道理。然而，这种观点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在国际和国内均存在竞争性市场，可现实可能并非如此。此外，这一观点也是静态的，没有考虑需求、价格、技术变革前景，以及在世界市场上对产品的学习前景。相对于产品B，一个国家在今天利用其要素禀赋生产A更为便宜，并不必然意味着在中期至长期，它依然是最好生产A而不是B，事实上B可能拥有更多的需求以及更好的技术变革和学习前景。诚然，今天生产A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从而增加储蓄并增大该国资本量。但是，如果该国的目标是在工业化方面“赶超”别的国家，那么在某个时点上它将不得不违背现有的比较优势，偏离目前的生产结构，采取非边际步骤偏离现有的生产结构（即尝试生产B）。当然，这将是一个更危险的举动，但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因此，对于我来说，政策问题是双重的：（1） 在任何特定时间，产业政策中A与B产品应进行什么样的组合，它们应如何随时间而改变？（2） 选定了一个特定产品组合，尤其是包括B产品的时候，什么样的补充政策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的机会？后一问题将技术和技术能力的获取问题提上台面。HOS理论用“所有生产者都能得到和有效使用同样的技术”的假设回避了这一问题；林毅夫和蒙加似乎继承了这一做法。这一假设显然很成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产业政策应该解决的核心发展问题恰恰就是技术的可获得性、有效利用、吸收和改造（Lall，2003，2004）。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不应仅仅关注由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决定的现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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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方法仅仅是试图打入那些在“产业阶梯”上领先自己，且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竞争力下降的国家的市场，那就意味着各国的产业排名随时间基本不变。这样就几乎没有任何“赶超”的案例，美国和德国在工业化方面不会超越英国，日本不会成为汽车出口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韩国也不会成为最高效的钢生产国。我研究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经验是，政府同时在促进A和B两种不同行业，只不过二者的搭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支持政策包括大量财政、汇率、贸易和信用工具。它们还建立了强有力的制度，奉行积极的技术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积极开发劳动技能，并积极参与产业重组。在这么多的政府干预手段作用下，促使企业依靠比较优势发展的竞争性市场是否还依然有效（Johnson，1982；Amsden，1989；Wade，1990；Evans，1995；世界银行，1993；Chang，2006），谁也不能确定。还应当指出，非洲在进口替代时期建立的许多产业都失败了，尽管其中许多产业生产的是纺织品和其他简单的消费品，这些产业是符合基于相对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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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遵循比较优势非常重要。但这仅仅是一整套政策、制度、能力和安排中的一种，这一整个系统需要统一部署以提高产业政策成功的机会。而对于一个国家，要加快产业赶超的速度，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当前的比较优势，促进精心挑选的一个小的“高科技”产品子集的发展（根据该国目前的生产结构来看）。这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组织、有纪律、准备与私人部门密切合作，并服从严格的绩效标准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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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对个别细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的确觉得本文做出了宝贵贡献，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切合实际且合情合理的方式。在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我们所研究的正是如何利用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实现非洲国家的经济转型。因此，我们欢迎林毅夫和蒙加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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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在这样一篇有趣的文章中讨论了大量的问题。他们正确地指出，应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用积极的政策刺激工业化程度最低的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却几乎没有小规模的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来说也一样（Noland and Pack，2007）。人口和劳动力在增长，就需要找到新的就业岗位来源，在此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是重申了如下观点：一个国家若想使得经济向更高级的活动转型，在其发展中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这个观点林毅夫在其马歇尔讲座上曾中肯地提出。本文的新意在于，它给出了一套甄别成功产业的办法，这个办法似乎深深受到了东亚经验的影响。其表述也许过于大胆，它建议发展中国家考察比本国先进但又没有先进太多的国家的一些产业——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盯住日本的产业结构，因为日本“只”比它们富裕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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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是有问题的。首先，这个富国的经济结构对本国来说可能都不是最优的，也许本身就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1868年到1941年之间，日本的某些工业发展反映了其发展强大的军事潜力的急迫心情，这的确使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装备了战舰。日本的冶金能力（部分反映于1950年后日本的工业发展）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开发的技能基础上，这一能力为二战初期日本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强调重工业，企图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但这也被看做工业成功的一条路径。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仿效苏联道路；苏联道路深深地影响了一些印度人，如那时的计划委员会主席马哈拉诺比斯。印度没有遵循林毅夫和蒙加的观点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印度的经验（这个经验在许多企图用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被复制过）确实表明了模仿“先进”国家的危险；国民可能被诱导抛开严格的经济理性，去追求技术上先进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铁和今天的高科技行业。一旦走上模仿的道路，技术官员们可能就无法停止他们领导人的脚步。韩国经济学家已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项目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告诉我们，过渡期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保护措施未能满足Mill-Bastable检验（Yoo，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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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在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框架中运行的，包括（世界银行，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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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40年的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导致了资本劳动比率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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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快速增长（以年衡量），科学和数学教育取得较大的成就（以国际考试成绩衡量），理工和工程类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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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大幅扩展，包括运输、港口和公路这些并不针对和偏向某一或某些行业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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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转移的重视：可采取技术许可的形式，或外商直接投资、外国顾问，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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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出口增长作为向企业提供持续援助的必要条件，以出口状况确定哪些企业可以受益于政府计划。这迫使企业提高其生产率以及进口更先进的技术。但出口增长还受以下宏观政策的影响：限制国内对引进技术的吸收，相对恒定的真实汇率（这使潜在的出口商在计算潜在收益时无需担心汇率波动）。这些宏观要素对各部门的影响是一致的，不会在各部门间有所差异。负责实施出口促进计划的政府部门不会受到来自企业的政治压力，而企业则面临严密的监督，并就其问题提供了大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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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需要扩大自己的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是难以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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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也出现了。例如，Yamamura（1986）（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一个详尽研究中）找到了通产省用于确定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的标准。受到鼓励的产品具有高收入弹性（这样，日本额外增加的供应量就不会压低最初的国际价格），而且市场要大，以实现规模经济。为了落实这项政策，日本政府：（1） 提供利率补贴；（2） 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市场；（3） 限制或排除本地的新竞争对手的进入，使得受惠企业不会丧失自己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4） 在被促进的部门禁止外商直接投资；（5） 阻止当地的潜在竞争对手从当地金融机构借款，以避免企业的规模经济受到损失。韩国和中国台湾，另外两个可能被认为采取了成功的产业政策的典范国家和地区，都只实施了其中部分措施，而非所有。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实施的政策，且完整的政策规划远比简单地向富裕国家看齐要复杂。这项计划在任何国家都难以实施，尤其是那些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它们往往教育基础不佳、政府合法性有限并且腐败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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