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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开始实施其政策的时候，它针对的是稳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特点是变化缓慢，现在很少有这样的行业。要知道，甚至连廉价的衣服和鞋子都在进行着风格的快速转换，这要求成功的企业加入可以让供应商赶上最新时尚和质量标准的国际供应链。此外，目前尚不清楚的是，目的在于培育一个部门的官员如何选择一项产品。在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中，找不到“鞋子”这一项，能找到的是50多类商品，它们采用了不同的技术、需要不同的生产和营销技能。一个工业部门的政府雇员中，有几个人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并进行社会成本—收益分析呢？此外，选择产品需要非常了解其他部门的价格和成本结构，以及本行业的价格和成本结构的国际前景。林毅夫和蒙加正确地指出了希望促进结构转型的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即“信息、协调和外部性问题，这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内在要求”。Kamal Saggi和我（2006）根据我们关于产业政策文献的综述，列出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的部分知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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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企业和行业产生知识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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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企业和行业得益于动态规模经济——精确的具体路径是什么以及每个学习阶段的成本劣势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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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部门有长期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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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企业和部门规模经济的大小，这些知识有利于协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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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各个企业自己更有能力了解它们的潜在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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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失灵的性质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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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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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企业或自身经验中得到的学习的相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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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入者对潜在进入者带来的好处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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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学习能力的异质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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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降低生产成本的企业，是否同时开始努力提高其产品的质量，以取得较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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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或国际贸易对解决协调问题的潜在影响，包括关于如下问题的详细知识：数以万计的中间产品中哪些是贸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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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哪些企业可以创造新的知识和发现更好的生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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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它们购买国内中间产品的可能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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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政府聘请了几个大的国际咨询公司，它们依然无法实施该规划，尽管它们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而那些官员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没有这么高，掌握的资源也没有这么多的政府，就更做不到了。如果这是正确的，政府就必须寻求一个替代办法。这并不意味着林毅夫和蒙加的如下看法不正确：他们认为政府在建设硬件基础设施（如道路）、软件基础设施（如法律系统），以及有利于商业的环境中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几乎所有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来说，这些重要的要求很有可能耗尽它们政府的能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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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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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佑赫[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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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以被理解为增进的人力资本和新知识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涉及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互补性投资。政府面临的根本性政策挑战是与非政府个体以及市场合作，以解决创新和协调的外部性问题，同时将政府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有效地应对了创新与协调挑战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关键在于，国家要保留对自身发展过程的控制力，并积极发展自己提升自身价值、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即使在它积极向外部世界学习、主动跟外部世界交流合作时也该如此。经验与绩效之间存在一个反馈机制，成功的经验在这一机制的强化作用下，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巨大的改变（Li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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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通常出口初级商品，或是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处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链的组装和生产环节。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未能沿着价值链上移至增加值更高的环节（比如产品设计）或部门（比如机械和设备），原因有二。它们要么忽视了解决技术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要么在缺乏人力技能积累和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匆忙提升到复杂的产业。当国家打算提升它们的比较优势时，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与政府和私人部门间密切协商的国际基准是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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