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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政府聘请了几个大的国际咨询公司，它们依然无法实施该规划，尽管它们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而那些官员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没有这么高，掌握的资源也没有这么多的政府，就更做不到了。如果这是正确的，政府就必须寻求一个替代办法。这并不意味着林毅夫和蒙加的如下看法不正确：他们认为政府在建设硬件基础设施（如道路）、软件基础设施（如法律系统），以及有利于商业的环境中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几乎所有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来说，这些重要的要求很有可能耗尽它们政府的能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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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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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佑赫[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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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以被理解为增进的人力资本和新知识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涉及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互补性投资。政府面临的根本性政策挑战是与非政府个体以及市场合作，以解决创新和协调的外部性问题，同时将政府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有效地应对了创新与协调挑战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关键在于，国家要保留对自身发展过程的控制力，并积极发展自己提升自身价值、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即使在它积极向外部世界学习、主动跟外部世界交流合作时也该如此。经验与绩效之间存在一个反馈机制，成功的经验在这一机制的强化作用下，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巨大的改变（Li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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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通常出口初级商品，或是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处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链的组装和生产环节。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未能沿着价值链上移至增加值更高的环节（比如产品设计）或部门（比如机械和设备），原因有二。它们要么忽视了解决技术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要么在缺乏人力技能积累和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匆忙提升到复杂的产业。当国家打算提升它们的比较优势时，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与政府和私人部门间密切协商的国际基准是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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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发展史和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和蒙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合实际的建议。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面对甄别有前景的部门与促进结构转型的挑战。他们指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选择与它们有类似禀赋结构、但发展水平又不领先本国太多的国家的成熟产业为目标。具体而言，他们提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着重关注“与本国有相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高速增长国家，20年来生产的贸易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密切地注意其他部门的成功经验”。他们还建议政府通过消除约束、支持试验、给先驱企业提供直接激励等方式，来鼓励私人企业的实验、自我发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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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政策建议基于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因势利导型政府的思想，它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发展的前期利用“后发优势”。然而，为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赶超型经济可能不得不冒着巨大的战略性风险，挤进不成熟的行业与发达经济竞争；与此同时，这些比较优势遵循型国家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事实上，在产品空间中移动时，各国都倾向于研发那些跟它们正在生产的商品比较接近的商品，但要达到产品空间的核心，“必须穿越经验上相当少见的距离”，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贫困国家的收入水平未向富国收敛（Hidalgo et al.，200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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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案例在这一方面可以作为例证。韩国利用它潜在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去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的下游产业，很符合林毅夫和蒙加提出的建议。然而，它没有仅仅等着收入水平和人力技能水平的提升把经济带入高增加值行业。相反，它系统地研究了应该做些什么去填补国内价值链缺失的环节，以及应该做些什么来提高质量等级，从一开始就以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有意识地做了协调一致的努力。它通过获取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和建立针对全球市场的最优规模工厂等方式，寻求将从外国上游产业进口的中间产品国产化。例如，在化工纺织价值链中，它系统地向后扩展产业链，从出口纺织品到合成纤维的生产，再到基本的石油化工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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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韩国在1973年决定促进重工业和化工产业的发展时，它在轻工业领域已经有了强大且正在逐渐显现的比较优势。它把自己与自然禀赋同自己类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例如日本，做了比较，认识到自己在机械和设备行业有着潜在的比较优势，便开始为达到这一目标而扫除障碍，比如缺少复杂行业需要的技师和工程师。政府起草了一个计划，将技师从1969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81年的170万人，并建立了为穷困却很有天赋的年轻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机械技工学校。国立大学也被号召关注与附近的工业中心相关的一个专门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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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提升上游产业时，韩国必须做一个战略性选择。它可以安稳地为国内的小市场发展重化工产业，承担次优规模和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所导致的低效率风险。它也可以面向全球市场发展这些产业，承担产能利用不足与财务困窘的风险。它选择了后者，因为，尽管有相当大的风险，但只要能在规模经济和互补性投资带来的财务负担变得不可承受之前，开发出所需要的各种劳动技能，韩国就能走上一条高速有效的增长路径。为了在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时尽量缩短时间并利用规模经济，政府决定挑选出一组拥有成功记录的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chaebol），依靠它们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它认为，规模经济要求这些行业的市场类型是受管制的垄断或寡头垄断，直到需求大到足以支持有效竞争（Li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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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韩国的案例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它表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条件远远多于以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规模发展为基础的国际基准。在结构变迁中的创新和协调外部性问题需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战略性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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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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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Wonhyuk.2011.“Joint Discovery and Upgrad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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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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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坦杜尔卡和帕克三位教授以及阿莫亚科博士和林佑赫博士对我们的文章做出了很有见地的评论，我们对此非常感谢。我们将首先讨论他们的分析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接着回应他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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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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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范围和正当性首先需要强调一下，无论有意与否，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实施着产业政策。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新加坡、法国和巴西等国家采取产业政策，实际上英国、德国、智利和美国等国家也一样。这一点也不奇怪，只要你同意产业政策的如下定义：产业政策泛指那些旨在鼓励特定产业正在进行的活动或投资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毕竟，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是持续性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结果，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过程需要公私部门的合作。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相当强的，而且至少从亚当·斯密起文献中对此就有阐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较少为人注意的第五篇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中他讨论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禀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给出了一个理解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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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一轮的质疑依赖于这样的想法，即产业（部门）政策和竞争政策是矛盾的，或者至少互为替代品。这些说法隐含在坦杜尔卡、帕克教授和阿莫亚科博士的一些评论里。我们认为，基于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产业政策实际上促进了竞争。通过对协调提供便利并解决外部性问题，产业政策帮助许多国内外企业进入与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部门，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比较优势，进而加强了产业内竞争，提高该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Lin and Chang，2009）。此外，如同Aghion et al.（2010）所示，竞争清除了不良项目，从而降低了选劣的风险。同时，企业可能自然地试图进行横向差异化，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内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该行业的创新性就越强，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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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律和实施执行任何类型的公共政策都将面临政治经济学困难，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所收到的意见里突出了其中的部分困难：在赶超发达国家的热情的吸引下，国家可能忽视经济理性而追求更加先进的部门；延长成功的政策直至超过了其有效时限，这就为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治理问题被经济和政治学文献研究得越来越透彻（Tollison and Congleton，1995；Robinson and Torvik，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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