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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在这样一篇有趣的文章中讨论了大量的问题。他们正确地指出，应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用积极的政策刺激工业化程度最低的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却几乎没有小规模的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来说也一样（Noland and Pack，2007）。人口和劳动力在增长，就需要找到新的就业岗位来源，在此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是重申了如下观点：一个国家若想使得经济向更高级的活动转型，在其发展中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这个观点林毅夫在其马歇尔讲座上曾中肯地提出。本文的新意在于，它给出了一套甄别成功产业的办法，这个办法似乎深深受到了东亚经验的影响。其表述也许过于大胆，它建议发展中国家考察比本国先进但又没有先进太多的国家的一些产业——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盯住日本的产业结构，因为日本“只”比它们富裕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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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是有问题的。首先，这个富国的经济结构对本国来说可能都不是最优的，也许本身就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1868年到1941年之间，日本的某些工业发展反映了其发展强大的军事潜力的急迫心情，这的确使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装备了战舰。日本的冶金能力（部分反映于1950年后日本的工业发展）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开发的技能基础上，这一能力为二战初期日本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强调重工业，企图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但这也被看做工业成功的一条路径。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仿效苏联道路；苏联道路深深地影响了一些印度人，如那时的计划委员会主席马哈拉诺比斯。印度没有遵循林毅夫和蒙加的观点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印度的经验（这个经验在许多企图用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被复制过）确实表明了模仿“先进”国家的危险；国民可能被诱导抛开严格的经济理性，去追求技术上先进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铁和今天的高科技行业。一旦走上模仿的道路，技术官员们可能就无法停止他们领导人的脚步。韩国经济学家已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项目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告诉我们，过渡期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保护措施未能满足Mill-Bastable检验（Yoo，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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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在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框架中运行的，包括（世界银行，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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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40年的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导致了资本劳动比率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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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快速增长（以年衡量），科学和数学教育取得较大的成就（以国际考试成绩衡量），理工和工程类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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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大幅扩展，包括运输、港口和公路这些并不针对和偏向某一或某些行业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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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转移的重视：可采取技术许可的形式，或外商直接投资、外国顾问，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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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出口增长作为向企业提供持续援助的必要条件，以出口状况确定哪些企业可以受益于政府计划。这迫使企业提高其生产率以及进口更先进的技术。但出口增长还受以下宏观政策的影响：限制国内对引进技术的吸收，相对恒定的真实汇率（这使潜在的出口商在计算潜在收益时无需担心汇率波动）。这些宏观要素对各部门的影响是一致的，不会在各部门间有所差异。负责实施出口促进计划的政府部门不会受到来自企业的政治压力，而企业则面临严密的监督，并就其问题提供了大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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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需要扩大自己的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是难以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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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也出现了。例如，Yamamura（1986）（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一个详尽研究中）找到了通产省用于确定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的标准。受到鼓励的产品具有高收入弹性（这样，日本额外增加的供应量就不会压低最初的国际价格），而且市场要大，以实现规模经济。为了落实这项政策，日本政府：（1） 提供利率补贴；（2） 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市场；（3） 限制或排除本地的新竞争对手的进入，使得受惠企业不会丧失自己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4） 在被促进的部门禁止外商直接投资；（5） 阻止当地的潜在竞争对手从当地金融机构借款，以避免企业的规模经济受到损失。韩国和中国台湾，另外两个可能被认为采取了成功的产业政策的典范国家和地区，都只实施了其中部分措施，而非所有。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实施的政策，且完整的政策规划远比简单地向富裕国家看齐要复杂。这项计划在任何国家都难以实施，尤其是那些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它们往往教育基础不佳、政府合法性有限并且腐败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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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开始实施其政策的时候，它针对的是稳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特点是变化缓慢，现在很少有这样的行业。要知道，甚至连廉价的衣服和鞋子都在进行着风格的快速转换，这要求成功的企业加入可以让供应商赶上最新时尚和质量标准的国际供应链。此外，目前尚不清楚的是，目的在于培育一个部门的官员如何选择一项产品。在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中，找不到“鞋子”这一项，能找到的是50多类商品，它们采用了不同的技术、需要不同的生产和营销技能。一个工业部门的政府雇员中，有几个人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并进行社会成本—收益分析呢？此外，选择产品需要非常了解其他部门的价格和成本结构，以及本行业的价格和成本结构的国际前景。林毅夫和蒙加正确地指出了希望促进结构转型的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即“信息、协调和外部性问题，这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内在要求”。Kamal Saggi和我（2006）根据我们关于产业政策文献的综述，列出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的部分知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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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企业和行业产生知识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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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企业和行业得益于动态规模经济——精确的具体路径是什么以及每个学习阶段的成本劣势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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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部门有长期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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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企业和部门规模经济的大小，这些知识有利于协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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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各个企业自己更有能力了解它们的潜在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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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失灵的性质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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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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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企业或自身经验中得到的学习的相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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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入者对潜在进入者带来的好处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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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学习能力的异质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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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降低生产成本的企业，是否同时开始努力提高其产品的质量，以取得较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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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或国际贸易对解决协调问题的潜在影响，包括关于如下问题的详细知识：数以万计的中间产品中哪些是贸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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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哪些企业可以创造新的知识和发现更好的生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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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它们购买国内中间产品的可能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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