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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发展史和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和蒙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合实际的建议。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面对甄别有前景的部门与促进结构转型的挑战。他们指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选择与它们有类似禀赋结构、但发展水平又不领先本国太多的国家的成熟产业为目标。具体而言，他们提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着重关注“与本国有相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高速增长国家，20年来生产的贸易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密切地注意其他部门的成功经验”。他们还建议政府通过消除约束、支持试验、给先驱企业提供直接激励等方式，来鼓励私人企业的实验、自我发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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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政策建议基于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因势利导型政府的思想，它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发展的前期利用“后发优势”。然而，为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赶超型经济可能不得不冒着巨大的战略性风险，挤进不成熟的行业与发达经济竞争；与此同时，这些比较优势遵循型国家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事实上，在产品空间中移动时，各国都倾向于研发那些跟它们正在生产的商品比较接近的商品，但要达到产品空间的核心，“必须穿越经验上相当少见的距离”，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贫困国家的收入水平未向富国收敛（Hidalgo et al.，200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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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案例在这一方面可以作为例证。韩国利用它潜在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去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的下游产业，很符合林毅夫和蒙加提出的建议。然而，它没有仅仅等着收入水平和人力技能水平的提升把经济带入高增加值行业。相反，它系统地研究了应该做些什么去填补国内价值链缺失的环节，以及应该做些什么来提高质量等级，从一开始就以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有意识地做了协调一致的努力。它通过获取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和建立针对全球市场的最优规模工厂等方式，寻求将从外国上游产业进口的中间产品国产化。例如，在化工纺织价值链中，它系统地向后扩展产业链，从出口纺织品到合成纤维的生产，再到基本的石油化工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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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韩国在1973年决定促进重工业和化工产业的发展时，它在轻工业领域已经有了强大且正在逐渐显现的比较优势。它把自己与自然禀赋同自己类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例如日本，做了比较，认识到自己在机械和设备行业有着潜在的比较优势，便开始为达到这一目标而扫除障碍，比如缺少复杂行业需要的技师和工程师。政府起草了一个计划，将技师从1969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81年的170万人，并建立了为穷困却很有天赋的年轻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机械技工学校。国立大学也被号召关注与附近的工业中心相关的一个专门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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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提升上游产业时，韩国必须做一个战略性选择。它可以安稳地为国内的小市场发展重化工产业，承担次优规模和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所导致的低效率风险。它也可以面向全球市场发展这些产业，承担产能利用不足与财务困窘的风险。它选择了后者，因为，尽管有相当大的风险，但只要能在规模经济和互补性投资带来的财务负担变得不可承受之前，开发出所需要的各种劳动技能，韩国就能走上一条高速有效的增长路径。为了在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时尽量缩短时间并利用规模经济，政府决定挑选出一组拥有成功记录的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chaebol），依靠它们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它认为，规模经济要求这些行业的市场类型是受管制的垄断或寡头垄断，直到需求大到足以支持有效竞争（Li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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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韩国的案例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它表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条件远远多于以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规模发展为基础的国际基准。在结构变迁中的创新和协调外部性问题需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战略性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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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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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algo,C.,Klinger,A.B.,Barabasi,A.-L.and Hausmann,R.2007.“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Science 317
:48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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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Wonhyuk.2011.“Joint Discovery and Upgrad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Lessons from Kore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Shahrokh Fardoust,Yongbeom Kim and Claudia Sepulveda （eds.）,Postcrisi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 Development Agenda for the G-20.Washington,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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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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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坦杜尔卡和帕克三位教授以及阿莫亚科博士和林佑赫博士对我们的文章做出了很有见地的评论，我们对此非常感谢。我们将首先讨论他们的分析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接着回应他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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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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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范围和正当性首先需要强调一下，无论有意与否，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实施着产业政策。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新加坡、法国和巴西等国家采取产业政策，实际上英国、德国、智利和美国等国家也一样。这一点也不奇怪，只要你同意产业政策的如下定义：产业政策泛指那些旨在鼓励特定产业正在进行的活动或投资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毕竟，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是持续性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结果，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过程需要公私部门的合作。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相当强的，而且至少从亚当·斯密起文献中对此就有阐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较少为人注意的第五篇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中他讨论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禀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给出了一个理解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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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一轮的质疑依赖于这样的想法，即产业（部门）政策和竞争政策是矛盾的，或者至少互为替代品。这些说法隐含在坦杜尔卡、帕克教授和阿莫亚科博士的一些评论里。我们认为，基于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产业政策实际上促进了竞争。通过对协调提供便利并解决外部性问题，产业政策帮助许多国内外企业进入与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部门，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比较优势，进而加强了产业内竞争，提高该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Lin and Chang，2009）。此外，如同Aghion et al.（2010）所示，竞争清除了不良项目，从而降低了选劣的风险。同时，企业可能自然地试图进行横向差异化，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内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该行业的创新性就越强，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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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律和实施执行任何类型的公共政策都将面临政治经济学困难，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所收到的意见里突出了其中的部分困难：在赶超发达国家的热情的吸引下，国家可能忽视经济理性而追求更加先进的部门；延长成功的政策直至超过了其有效时限，这就为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治理问题被经济和政治学文献研究得越来越透彻（Tollison and Congleton，1995；Robinson and Torvik，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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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顾虑是合理的，但只限于传统的产业政策，因其鼓励企业进入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里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它们的进入和持续经营通常依赖于大规模的补贴和保护，这为寻租和腐败创造了机会，也使得政府难以放弃干预、停止扭曲（Lin and Tan，1999）。GIFF促进了截然不同的方面：符合经济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一旦企业的进入障碍和经营障碍被消除，企业就是具有自生能力的。政府对先行企业提供的激励是暂时性且小规模的，只为补偿其信息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寻租和政府干预超出最初时间表的问题将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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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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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杜尔卡教授评论了政府在促进增长和为增长甄别新产业两个角色间的区别。他接受政府在增长扶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他对政府在增长甄别方面的作用没有把握。具体谈到南亚的情形，他还问道：如何控制一个过于热心的政府，使之不要采取自己远远无法有效把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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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如果不进行甄别，政府将难以确定合适的因势利导措施。促进产业升级所需的合适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通常是针对特定产业的。如果政府要发挥作用，决定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因势利导），政府官员则必须判断并且决定，哪一个特定的产业需要这些基础设施（甄别）。因此，这两个作用是互补的，有时甚至难以区分。此外，因为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须对它们的干预进行优先排序——这就或明或暗地从事了某种形式的增长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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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过度热情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南亚，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甚至是1979年之前的中国），许多国家都有热心国家综合征（zealous state syndrome），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促进增长方面做得有些过头。这种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未抹杀处理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必要性。它仅指出了，我们有必要设定清晰、透明和严格的标准，来减少政府过度干预或支持不具竞争力的产业的倾向。我们提供GIFF模型，正是为了向决策者和公众建议实施产业政策的正确方法，并辨别错误的方法，使政府过分热心的可能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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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教授认为，从中东能源带到亚洲的制造业走廊再到所谓的金砖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比本文所描述的更为成功。诚然，许多OPEC国家避过了能源诅咒，并达到了令人称道的人均收入水平。然而，与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例如北欧国家、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国家未能使用资源租金来促进其自身的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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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如果资源密集型国家使用GIFF模型来支持结构转型，它们的表现可以进一步加强。这将要求它们把获自自然资源的收入的适当比例投资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并在促进非资源部门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方面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激励。它们的策略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仅仅局限在维持良好的治理、把自然资源收入存入主权基金，以及投资于外国股票市场以抵消商品价格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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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教授同样也质疑GIFF框架对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无土地、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严重，但是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经验却无法与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如印度）相竞争的国家的适用性。关于人口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之前的亚洲经济也面临同样的状况。对于贫穷国家的许多家庭来说，孩子数量反映了养老保险状况，人均收入的增长普遍地降低了生育率，这是因为，保险的需求减少了，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则提高了。东亚经济体没有计划生育（与中国内地不一样），但是它们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非洲政府应该像用各种干预措施去减少儿童死亡率一样，全心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至于劳动力成本，正如阿姆斯登观察到的，正规部门的成本可能不低，尤其是在一些非洲国家。但在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很高。此外，那些国家走出这一困境的一种方式是，遵循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的实践（Subramanian and Roy，2003），即在经济特区内允许灵活性的工资存在，以促进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新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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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登教授强调经验在管理商业组织中的重要性，这的确十分重要。通过促进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GIFF框架将允许更多的企业家进入竞争性的制造业部门，获得经验并使他们的企业升级到更高级的产业。日本（丰田、索尼、本田）、韩国（三星、LG、大宇）、中国台湾（台塑）和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 的很多成功的商业巨头是由只有几个雇员、几千美元投资的小企业起步的。它们克服了这种困难，是因为它们的发起者都是很有天赋的领导者；但它们也在商业管理中获得了经验，这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有利于持续增长的环境中运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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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时也提出，可以用海外投资和吸引劳动技能的产业政策来加强我们的模型。我们同意这一看法。在一个蓬勃增长的国家，政府可以用对外投资为以下事务提供便利：（1） 将在夕阳产业运营的企业搬迁至其他有相似禀赋结构的低收入国家，将其作为出口基地，从它们廉价的劳动力中获利，或获得进入它们国内市场的渠道；（2） 国内企业收购其他高收入国家中相关部门的企业，以获取它们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3） （资源稀缺的国家）国内企业从资源丰富的国家处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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