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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框架的建议中，目标国家除了应该更富有之外，还应有长期的高增长，而且它的成功产业中的高收入和生产率增进最终会提高工资，降低产业竞争力。如果它们成功获得了数十年的高增长，那么它们就不大可能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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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以普鲁士的日耳曼王国为榜样。根据Maddison （2010）的估计，在1890年德国的人均收入是2428美元，日本是1012美元。[54]日本的人均收入仅是德国的42%。因此日本的战略和GIFF建议的做法一致。尽管帕克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产省的政策总结听起来相当有道理，但是一系列统计数字背后的故事也同样和GIFF的分析完全一致：日本在1950年、1960年和1965年的人均收入分别是1921美元、3986美元和5934美元，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数字为9561美元、10961美元和13419美元，比率分别是20%、36%和44%。1960年和1965年的数字与GIFF原理相一致，1950年的数据比GIFF所提出的正常标准要低。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日本仍处于从战争复苏的过程中，而且它的人力资本，软硬件基础设施比人均收入所表明的要大；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约40%（例如，1935年分别是2120美元与546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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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不同，印度以50年代的苏联为榜样是错误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个国家没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苏联资源丰富而印度则是资源贫瘠。第二，苏联比印度要先进得多。根据Maddison的统计，苏联在1955年的人均收入是3313美元，而印度为676美元（仅仅是苏联的20%）。因此，GIFF建议在选择参照国和目标产业时，后发国家应该务实些（甚至谦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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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教授观察到，世界贸易的形式也经历了相当急速的变化。和数十年前相比，现在很少有产品和产业可被当做稳定的目标。然而，我们认为，尽管世界贸易的形式已经有所不同，而且存在产品的个性化问题，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劳动分工还是一样的。例如，电视机从黑白演变到彩色再到如今的平板，主要生产国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变成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本、80年代至21世纪的韩国，再到今日的中国。一个想进入现在的电视机市场的后来者，可以先从劳动密集型的平板电视组装生产开始，就如同数十年前，先行者决定在黑白和彩色电视市场中开始竞争，并逐渐取得成功的做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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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为一国通过专业化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几十年前，许多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市场规模有限、运输成本高和贸易壁垒的制约，不能利用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机遇。而现在，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找到它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并发展它，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创造自己的生存空间。正因为全球化，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应紧紧遵循其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在确定它们的生产地点和采购地点方面，跨国企业更可能利用生产成本上任何小的差异。全球化也使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提供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才能实现以要素禀赋结构和专业化为基础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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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标产业，帕克教授提供了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要求。他认为，为了制定成功的产业政策，政府官员需要掌握这些知识。他质疑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能力是否足以满足这些要求。首先，按照定义，所有低收入国家的能力都不高。Chang（2008）曾提醒我们，不久前，还经常有“懒日本贼德国”的说法。任何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力都将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很可能只与高收入国家的先进产业有关。对于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应大幅削减这些要求。此外，私人企业和政府官员还可以依赖后发优势，观察具有相似禀赋结构的高增长国家是如何做的，而不是仅仅分析各行业的技术性质以便找出支撑它们的相关知识。因为，这些国家必定已经通过试错或分析等办法成功克服了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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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佑赫博士认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因势利导型政府的思想为基础提出的政策建议将有助于决策者，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他写到，韩国通过培养专业技能、填补价值链中的特定空白、依靠精心选择的一系列企业群和战略，违背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挤进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我们同意他的如下看法：高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中，有一些行业已走到了全球技术前沿，并将最终面对承担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风险的挑战。对于这些产业，政府应继续发挥其因势利导作用，使用与高收入国家相似的政策工具，例如通过资助大学或公共研究所的基础研究来补贴企业的研发费用、给新发明授予专利权、提供税收优惠、增加国防采购和政府采购等。但是对于这些国家即使在那个发展水平上依然处于全球技术前沿内部的其他行业，GIFF可被用来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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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鼓励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的发展，正如Lim讨论的那样，实际上这些举措是与比较优势的变化所引起的产业升级的需要相一致的。60年代，韩国在纺织、服装、胶合板、假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在国际上非常具有竞争力。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功使该国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积累。因此，韩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得到升级。这个过程导致原有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并使经济移入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新产业。70年代，韩国的产业升级目标针对的是日本的成熟产业，而不是美国最先进的工业，Lim对于该现象的阐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了如何利用GIFF方法去解释该国经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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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改编自“DPR Debate：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9 （3），May 2011 （DOI：10.1111/ j.1467-7679.2011.00534.x）。© 2011 Lin，J.，Monga，C.，te Velde，D.W.，Tendulkar，S.D.，Amsden，A.，Amoako，K.Y.，Pack，H.，and Lim，W.© 2011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经John Wiley and Sons / Blackwell Publishing许可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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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保障就业机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有可能支持本国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这样的政策同样会面临着失败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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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有高速公路、港口设施、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用事业。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法规、社会资本、价值体系和其他社会经济安排。关于二者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进一步讨论，见L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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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在这里被定义为如何将基本投入要素转换为最终效用的知识（无形的人力资本）。它的非竞争性使得它不同于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效率是技术被运用的方式，它的目的是最优化，尤其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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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经济增长的文献中，结构变迁并未得到像技术变化那样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标准的增长核算和回归分析中应用了单部门模型，而后者是无法处理与结构变迁有关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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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ddison（2006）估计，在西欧，人均年收入的增长率在18世纪前约为0.05%，该比率于18世纪和19世纪增至约1%，于20世纪增至2%。于是，人均年收入翻一番的必要时间从18世纪前的1400年降至18世纪和19世纪的70年，并更进一步在20世纪降至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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