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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的差别为：前者的供需是由家庭和企业个别地决定的，而后者的供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政府或公众的集体行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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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例如，小麦和水稻种植中使用的化肥，需要现代的半矮秆品种来克服倒伏问题。现代种子的使用通常要求及时灌溉。个体农场主无法自行完成这些。所需要的信贷规模也超过了个体农场主的能力。相似地，从农场到非农场产业，或从小规模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的多样化也要求许多新投入要素的提供，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些都不能在任意一个单个企业的决策中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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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厄瓜多尔的鲜切花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厄瓜多尔生产和出口鲜切花到美国市场的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厄瓜多尔政府开始帮助安排定期航班并投资于机场附近的降温设施，该产业才得以拓展，出口才得以起飞（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类似的故事适用于埃塞俄比亚对欧洲市场的鲜切花出口。在熟练劳动力的供给问题上，德国的两元制职业教育和培训是该国经济在过去60年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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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们最近在赞比亚的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开始了波纹屋顶板的生产。一年以内，已有超过20家企业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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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正是由于这种正的信息外部性，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对从事创新的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支持，例如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税收优惠、授权、国防合同以及采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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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以借用现成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搞自主创新。要取得成功，它们需要进行创新，使借鉴来的技术符合当地条件，还需要在处于或接近世界前沿的部门开展产品创新，或者不至于离世界领先水平落后太多。进一步的讨论详见Lin and R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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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ist的著作介绍了各种情况下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从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市，到汉堡或吕贝克等汉萨同盟城市，以及荷兰、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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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禁令一直持续到1825年。见Lander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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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理论解释见Jones et al.（1990） 和世界银行（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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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明治时期（1868—1912）标志着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时代的开端。根据传统观点，这些变化引发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见Beasley（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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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国有企业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政府试图将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手段，来发展与本国比较优势并不符合的产业和技术（Lin and Tan，1999）。这样的尝试给国企造成了政策性负担。因此政府就被迫为国企提供补贴和保护。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不能准确地知道适当的补贴和保护水平，国有企业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求更多的补贴和保护，由此引发了软预算约束问题（Kornai，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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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1984年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认为该国的经济政策正在“摧毁产业而不是建设产业”，联邦政府的援助应该导向“那些受经济变革影响最严重的地区”（Mc-Kenzie，2007）。经济学家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2）认为，正在进行的去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在国家生产能力方面广泛且系统的负投资”。谈到日本战后经济的成功，Thurow（1980）将其归功于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所做的产业政策安排。他担忧地说，如果政府不管，“我们的经济和制度将不能为每一个想工作的人提供职位”，他还指出“我们在保证充分就业上具有道义上的责任”。他还讲道，“重大投资决策太重要了，不能将决定权完全留给私人市场……日本企业需要向美国企业靠拢”。有人建议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创建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发银行，这一想法与赫伯特·胡佛总统提出的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相类似，这些银行运用补贴和联邦贷款担保，减缓衰退产业的收缩，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启动国家、区域和企业层面的“三方理事会”（Tripartite councils），管理层、员工和政府代表共同担任理事会成员，以达成资本投资配置的共识。尽管政策常常让步于保护主义者的提议，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强烈反对任何系统连贯的产业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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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于1951年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于1957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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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05年10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七个新举措，旨在：“（1） 巩固欧盟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框架，（2） 考虑竞争力和环保问题间的联系，（3） 调整贸易政策，发展欧洲工业的竞争力，（4） 简化特定产业部门（例如，建筑业和食品工业）的法律，（5） 解决特定部门（例如，新技术和纺织业）熟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6） 预测并支持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欧盟其他政策（尤其是结构基金）中考虑这一目标，（7） 就产业研究和创新采取欧洲一体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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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前，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几个旨在刺激创新和增长的提议。最近，法国两任前总理（他们一位来自社会党，一位来自保守党）发布的朱佩罗卡尔报告建议，法国应通过公开借款筹集350亿欧元（合520亿美元），并将这笔经费花在高校及科研（向其提供资源和激励，使之合并或成为独立的私营单位）、绿色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上，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些项目之中有一些计划，包括扩展高速互联网，发展绿色城市，支持创新型小企业，以及支持法国尖端的航空航天和核工业。在所筹集的350亿欧元中，130亿欧元将来自法国各银行偿还的纾困资金，剩余的200亿欧元将从金融市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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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态比较优势的主张常被用来为产业政策及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提供理论依据（Redding，1999）。然而，在我们的分析中，只有当政府的帮助仅限于克服信息成本、协调成本以及与先驱企业有关的外部性问题时，这一观点才是成立的。目标产业应当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符合，在新产业中的企业应当具有自生能力，否则，一旦政府取消支持，企业就会失败。如果目标产业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对这些企业无止境的资助就会挤占与比较优势相符的一些产业里的其他企业的资源。显然，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相比，这也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使经济达到动态优势政策所期望的阶段（Lin and Zhan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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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据此文的目的，使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收入比市场汇率衡量的人均收入更好，这是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中，前者更好地反映了发展水平和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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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关这些国家产业政策的讨论，见Chang （2003）；有关上述国家人均收入的估计，见Maddi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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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有可能在不同产业进行分工。然而，这些国家的资本密集度水平是相近的。例如，在近几年间，中国通过在电子产品、玩具和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专业分工，取得了动态经济增长。而印度的增长则依赖于在呼叫中心、编程及业务流程服务中的专业分工，这些领域是信息产业内的劳动力密集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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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着同样的精神，Hausmann and Klinger（2006）调查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程度的演变，他们发现，当出口产品是转移到产品空间中的“临近”产品时，这个过程更为简单。这是因为每个产业要求有一些高度专用的投入，例如知识、有形资产、中间投入、劳动技能、基础设施、产权、监管要求或其他公共产品。在保证这些投入品的供应方面，现有的行业已经或多或少排除了许多潜在的问题。这些阻止新产业兴起的障碍对于临近产业来说约束力更小，因为这些产业只要求现有投入的微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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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关于韩国产业升级与其演变中的比较优势相符的辩论，见林毅夫与张夏准之间的交流（Lin and Cha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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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根据Maddison （2006），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1970年中国香港的人均收入是5695元，而毛里求斯的人均收入是29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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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同之前讨论的那样，在当时，相似的赶超政策在德国、法国以及美国都成功了。它们的人均收入占英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介于60%到7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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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发展经济学的新领域被认为包含欠发达国家，因为“传统经济学”不适用于此领域（Hirschman，1982）。早期的贸易和发展理论以及政策处方的基础，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被普遍接受的一些特征事实和前提假设（Krueger，1997），包括：（1） 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结构严重地倾向于初级产品的生产；（2） 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它们的比较优势将会永远地处于初级产品生产上；（3）全球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都较低；（4） 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且在发展的早期，资本积累只能通过资本品的进口来实现。基于这些特征事实和前提假设，我们就会很自然地相信，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主要包括国内生产的制成品对进口品的替代（Chenery，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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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受政策保护的产业是早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政府出于社会政治原因需要保护它们（例如提供就业，尤其是城市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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