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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改编自“DPR Debate：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9 （3），May 2011 （DOI：10.1111/ j.1467-7679.2011.00534.x）。© 2011 Lin，J.，Monga，C.，te Velde，D.W.，Tendulkar，S.D.，Amsden，A.，Amoako，K.Y.，Pack，H.，and Lim，W.© 2011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经John Wiley and Sons / Blackwell Publishing许可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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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保障就业机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有可能支持本国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这样的政策同样会面临着失败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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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有高速公路、港口设施、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用事业。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法规、社会资本、价值体系和其他社会经济安排。关于二者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进一步讨论，见L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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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在这里被定义为如何将基本投入要素转换为最终效用的知识（无形的人力资本）。它的非竞争性使得它不同于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效率是技术被运用的方式，它的目的是最优化，尤其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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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经济增长的文献中，结构变迁并未得到像技术变化那样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标准的增长核算和回归分析中应用了单部门模型，而后者是无法处理与结构变迁有关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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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ddison（2006）估计，在西欧，人均年收入的增长率在18世纪前约为0.05%，该比率于18世纪和19世纪增至约1%，于20世纪增至2%。于是，人均年收入翻一番的必要时间从18世纪前的1400年降至18世纪和19世纪的70年，并更进一步在20世纪降至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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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的差别为：前者的供需是由家庭和企业个别地决定的，而后者的供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政府或公众的集体行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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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例如，小麦和水稻种植中使用的化肥，需要现代的半矮秆品种来克服倒伏问题。现代种子的使用通常要求及时灌溉。个体农场主无法自行完成这些。所需要的信贷规模也超过了个体农场主的能力。相似地，从农场到非农场产业，或从小规模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的多样化也要求许多新投入要素的提供，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些都不能在任意一个单个企业的决策中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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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厄瓜多尔的鲜切花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厄瓜多尔生产和出口鲜切花到美国市场的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厄瓜多尔政府开始帮助安排定期航班并投资于机场附近的降温设施，该产业才得以拓展，出口才得以起飞（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类似的故事适用于埃塞俄比亚对欧洲市场的鲜切花出口。在熟练劳动力的供给问题上，德国的两元制职业教育和培训是该国经济在过去60年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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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们最近在赞比亚的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开始了波纹屋顶板的生产。一年以内，已有超过20家企业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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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正是由于这种正的信息外部性，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对从事创新的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支持，例如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税收优惠、授权、国防合同以及采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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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以借用现成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搞自主创新。要取得成功，它们需要进行创新，使借鉴来的技术符合当地条件，还需要在处于或接近世界前沿的部门开展产品创新，或者不至于离世界领先水平落后太多。进一步的讨论详见Lin and R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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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ist的著作介绍了各种情况下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从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市，到汉堡或吕贝克等汉萨同盟城市，以及荷兰、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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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禁令一直持续到1825年。见Lander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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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理论解释见Jones et al.（1990） 和世界银行（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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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明治时期（1868—1912）标志着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时代的开端。根据传统观点，这些变化引发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见Beasley（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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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国有企业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政府试图将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手段，来发展与本国比较优势并不符合的产业和技术（Lin and Tan，1999）。这样的尝试给国企造成了政策性负担。因此政府就被迫为国企提供补贴和保护。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不能准确地知道适当的补贴和保护水平，国有企业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求更多的补贴和保护，由此引发了软预算约束问题（Kornai，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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