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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1984年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认为该国的经济政策正在“摧毁产业而不是建设产业”，联邦政府的援助应该导向“那些受经济变革影响最严重的地区”（Mc-Kenzie，2007）。经济学家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2）认为，正在进行的去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在国家生产能力方面广泛且系统的负投资”。谈到日本战后经济的成功，Thurow（1980）将其归功于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所做的产业政策安排。他担忧地说，如果政府不管，“我们的经济和制度将不能为每一个想工作的人提供职位”，他还指出“我们在保证充分就业上具有道义上的责任”。他还讲道，“重大投资决策太重要了，不能将决定权完全留给私人市场……日本企业需要向美国企业靠拢”。有人建议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创建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发银行，这一想法与赫伯特·胡佛总统提出的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相类似，这些银行运用补贴和联邦贷款担保，减缓衰退产业的收缩，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启动国家、区域和企业层面的“三方理事会”（Tripartite councils），管理层、员工和政府代表共同担任理事会成员，以达成资本投资配置的共识。尽管政策常常让步于保护主义者的提议，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强烈反对任何系统连贯的产业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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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于1951年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于1957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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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05年10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七个新举措，旨在：“（1） 巩固欧盟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框架，（2） 考虑竞争力和环保问题间的联系，（3） 调整贸易政策，发展欧洲工业的竞争力，（4） 简化特定产业部门（例如，建筑业和食品工业）的法律，（5） 解决特定部门（例如，新技术和纺织业）熟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6） 预测并支持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欧盟其他政策（尤其是结构基金）中考虑这一目标，（7） 就产业研究和创新采取欧洲一体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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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前，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几个旨在刺激创新和增长的提议。最近，法国两任前总理（他们一位来自社会党，一位来自保守党）发布的朱佩罗卡尔报告建议，法国应通过公开借款筹集350亿欧元（合520亿美元），并将这笔经费花在高校及科研（向其提供资源和激励，使之合并或成为独立的私营单位）、绿色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上，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些项目之中有一些计划，包括扩展高速互联网，发展绿色城市，支持创新型小企业，以及支持法国尖端的航空航天和核工业。在所筹集的350亿欧元中，130亿欧元将来自法国各银行偿还的纾困资金，剩余的200亿欧元将从金融市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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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态比较优势的主张常被用来为产业政策及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提供理论依据（Redding，1999）。然而，在我们的分析中，只有当政府的帮助仅限于克服信息成本、协调成本以及与先驱企业有关的外部性问题时，这一观点才是成立的。目标产业应当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符合，在新产业中的企业应当具有自生能力，否则，一旦政府取消支持，企业就会失败。如果目标产业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对这些企业无止境的资助就会挤占与比较优势相符的一些产业里的其他企业的资源。显然，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相比，这也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使经济达到动态优势政策所期望的阶段（Lin and Zhan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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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据此文的目的，使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收入比市场汇率衡量的人均收入更好，这是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中，前者更好地反映了发展水平和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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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关这些国家产业政策的讨论，见Chang （2003）；有关上述国家人均收入的估计，见Maddi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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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有可能在不同产业进行分工。然而，这些国家的资本密集度水平是相近的。例如，在近几年间，中国通过在电子产品、玩具和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专业分工，取得了动态经济增长。而印度的增长则依赖于在呼叫中心、编程及业务流程服务中的专业分工，这些领域是信息产业内的劳动力密集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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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着同样的精神，Hausmann and Klinger（2006）调查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程度的演变，他们发现，当出口产品是转移到产品空间中的“临近”产品时，这个过程更为简单。这是因为每个产业要求有一些高度专用的投入，例如知识、有形资产、中间投入、劳动技能、基础设施、产权、监管要求或其他公共产品。在保证这些投入品的供应方面，现有的行业已经或多或少排除了许多潜在的问题。这些阻止新产业兴起的障碍对于临近产业来说约束力更小，因为这些产业只要求现有投入的微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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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关于韩国产业升级与其演变中的比较优势相符的辩论，见林毅夫与张夏准之间的交流（Lin and Cha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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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根据Maddison （2006），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1970年中国香港的人均收入是5695元，而毛里求斯的人均收入是29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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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同之前讨论的那样，在当时，相似的赶超政策在德国、法国以及美国都成功了。它们的人均收入占英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介于60%到7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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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发展经济学的新领域被认为包含欠发达国家，因为“传统经济学”不适用于此领域（Hirschman，1982）。早期的贸易和发展理论以及政策处方的基础，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被普遍接受的一些特征事实和前提假设（Krueger，1997），包括：（1） 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结构严重地倾向于初级产品的生产；（2） 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它们的比较优势将会永远地处于初级产品生产上；（3）全球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都较低；（4） 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且在发展的早期，资本积累只能通过资本品的进口来实现。基于这些特征事实和前提假设，我们就会很自然地相信，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主要包括国内生产的制成品对进口品的替代（Chenery，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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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受政策保护的产业是早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政府出于社会政治原因需要保护它们（例如提供就业，尤其是城市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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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这里所说的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这里的讨论也适用于多边发展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如果它们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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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贸易商品指的是制成品、农产品和渔业产品，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产品。由于国际生产网络在制造业中的出现并占据支配地位，这里的制成品不仅指最终产品，也包括制造业最终产品的中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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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同在前文中讨论的那样，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因为，在动态增长的经济中，工资率增长迅速，这就有可能导致该经济生产多年的产业开始失去比较优势。因此，该产业就会在具有类似要素禀赋结构且工资较低的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该原则还意味着，当一国的收入水平达到最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50%的时候，它将越来越难以甄别可能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该国的产业将越来越接近全球产业前沿，其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将会越来越依赖于自主创新。因此，政府支持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政策将会越来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政策不能取得既定目标的可能性也将提高。对于目前人均收入大约为1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低收入国家来说，除了找到目前人均收入约2000美元的国家的成熟贸易商品之外，还可以设法找到大约20年前具有相似人均收入且自此之后蓬勃增长的国家的成熟贸易商品。具体而言，30年前的中国、越南和印度，有着与当今贫穷的撒哈拉以南国家相似甚至更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对于当今的贫穷国家来说，它们可以选择中国、越南和印度20年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清单作为参照。它们也可以审查自己的进口品，找出其中具备以下特点的比较简单的制成品，作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目标产业：这些制成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不大，而且资金需求也不大。这里提出的想法类似于Hausmann and Klinger（2006）提出的“猴子跳到相近的树上”，但是，相对于他们提出的产品空间分析法来说，这里提出的方法所需的步骤更容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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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是因为每个产业都需要一些专用投入，例如知识、有形资产、中间投入、劳动技能等。产业中一些私人企业的存在表明，该国经济至少部分地拥有这些关键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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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智利已经生产葡萄酒很长一段时间了。它最近在葡萄酒产业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它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葡萄酒出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五大出口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规划。政府通过技术转移组（Grupos de Transferencia Tecnológica）向当地农民和葡萄园传播外国技术，并通过出口促进办公室（Export Promotion Office，ProChile）向国外推广智利葡萄酒（Benavent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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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这里，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能有一定借鉴意义。当亚洲本土企业在一个特定领域内没有历史知识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通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或促办合资企业。例如，当中国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中国政府积极邀请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这一政策对本土经济在各行业的起步提供了帮助。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充满活力的服装产业同样开始于韩国制造商大宇的直接投资。几年后，当知识转移已经完成，直接投资也完成了其“孵化”的使命，当地的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部分工厂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第一家韩国企业（Mottaleb and Sonobe，2009；Rhee，1990；Rhee and Belot，1990）。厄瓜多尔20世纪80年代鲜切花出口蓬勃发展，这一产业也是从哥伦比亚花农建立的三家企业发展而来的（Sawers，2005）。政府还可以通过设立工业园区来培育新产业。为电子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而设立的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Mathews，2006），以及为智利商业鲑鱼养殖示范而建立的基金会（Katz，2006）是两个政府培育新产业的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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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印度的信息产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在硅谷的印度专业人士帮助印度企业抓住了美国外包信息产业的扩展机会。软件出口潜力一出现，印度政府就帮助建立了高速数据传输的基础设施，使得海外的印度人可以回国并为美国客户建立离岸中心。印度的软件产业年增长率持续20年超过30%，其2008年的出口额接近600亿美元（Bhatnagar，2006）。埃塞俄比亚在鲜切花出口上的成功是另一个例子。在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选择鲜切花出口并提供产业政策帮助之前，当地的一个海盗企业已向欧洲市场出口了超过10年的鲜切花。秘鲁的芦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芦笋作为一种外国作物，一个秘鲁农民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它可以种植。然而，芦笋产业和芦笋出口并没有因此起飞，直到198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为一个农民协会提供拨款，使之获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位专家的建议。这一位专家最近发明了适合美国市场的UC-157品种。这笔拨款还使得该协会获得另一位专家的建议，这位专家向该协会的试验站成员展示了如何建立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苗床以及准备出口所需的产品包装。政府还支持诸如秘鲁芦笋研究所和冷冻协会等合作机构参与研究、技术转让、市场调查、出口驱动和质量提升，并投资于处理80%新鲜芦笋出口的冷冻厂和包装厂。在这些干预下，秘鲁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芦笋出口国（O’Brien and Rodriguez，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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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例如，除了基础设施之外，许多非洲国家还面临着僵化的劳动法规的约束。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毛里求斯允许在出口加工区采取灵活的就业形式，同时在国内经济的其他地区维持原有法规（Mistry and Treebhohu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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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常用方法是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该项税收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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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于存在金融抑制和外汇管制的国家来说，直接贷款和获取外汇的优先权是很受欢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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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治捕获的可能性与保护和补贴程度成正比。如果目标产业与该国内在的比较优势相符，那么用于补偿先驱企业所提供的信息正外部性的保护和补贴就应该很少，精英们也不会有激励运用其政治资本来捕获这么少的租金。此外，一旦先驱企业成功，许多新企业会进入新产业，那么市场会具有竞争性，这将进一步降低精英捕获的风险。相反，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目标产业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上将不具有自生能力，所需的补贴和保护将非常大，这一部分补贴和保护也很有可能成为寻租和政治捕获的目标（Li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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