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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印度的信息产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在硅谷的印度专业人士帮助印度企业抓住了美国外包信息产业的扩展机会。软件出口潜力一出现，印度政府就帮助建立了高速数据传输的基础设施，使得海外的印度人可以回国并为美国客户建立离岸中心。印度的软件产业年增长率持续20年超过30%，其2008年的出口额接近600亿美元（Bhatnagar，2006）。埃塞俄比亚在鲜切花出口上的成功是另一个例子。在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选择鲜切花出口并提供产业政策帮助之前，当地的一个海盗企业已向欧洲市场出口了超过10年的鲜切花。秘鲁的芦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芦笋作为一种外国作物，一个秘鲁农民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它可以种植。然而，芦笋产业和芦笋出口并没有因此起飞，直到198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为一个农民协会提供拨款，使之获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位专家的建议。这一位专家最近发明了适合美国市场的UC-157品种。这笔拨款还使得该协会获得另一位专家的建议，这位专家向该协会的试验站成员展示了如何建立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苗床以及准备出口所需的产品包装。政府还支持诸如秘鲁芦笋研究所和冷冻协会等合作机构参与研究、技术转让、市场调查、出口驱动和质量提升，并投资于处理80%新鲜芦笋出口的冷冻厂和包装厂。在这些干预下，秘鲁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芦笋出口国（O’Brien and Rodriguez，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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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例如，除了基础设施之外，许多非洲国家还面临着僵化的劳动法规的约束。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毛里求斯允许在出口加工区采取灵活的就业形式，同时在国内经济的其他地区维持原有法规（Mistry and Treebhohu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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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常用方法是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该项税收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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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于存在金融抑制和外汇管制的国家来说，直接贷款和获取外汇的优先权是很受欢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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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治捕获的可能性与保护和补贴程度成正比。如果目标产业与该国内在的比较优势相符，那么用于补偿先驱企业所提供的信息正外部性的保护和补贴就应该很少，精英们也不会有激励运用其政治资本来捕获这么少的租金。此外，一旦先驱企业成功，许多新企业会进入新产业，那么市场会具有竞争性，这将进一步降低精英捕获的风险。相反，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目标产业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上将不具有自生能力，所需的补贴和保护将非常大，这一部分补贴和保护也很有可能成为寻租和政治捕获的目标（Li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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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我们将此“给予事后奖励”的想法归功于魏尚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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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例如，参见Di Maio （2008）和 Agosin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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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根据对80个国家的超过6000家企业样本的调查，Ayyagari et al.（2008）提供了一些投资环境变量的均值。在总样本中，税收和法规、政治动荡、通货膨胀以及融资被认为是企业成长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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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Bourguignon （2006）观察到：“我想用‘提取均值’来描述世界银行正在进行的投资环境评估工作的特征。如同营商环境一样，这些方法无疑是有用的。然而，它们给予我们的是全新的、更好的右侧变量指标数据，可用于跨国回归，但未必是进行国别分析的更好数据。我们的目标应是测量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投资环境变量的敏感程度，来作为决定哪一个变量是增长的主要障碍的另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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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本文改编自“DPR Debate：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9 （3），May 2011 （DOI：10.1111/j.1467—7679.2011.00534.x）。© Lin，J.，Monga，C.，te Velde，D.W.，Tendulkar，S.D.，Amsden，A.，Amoako，K.Y.，Pack，H.，and Lim，W. © 2011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经John Wiley and Sons / Blackwell Publishing许可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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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德克·威廉·特威尔德（Dirk Wilem te Velde）是伦敦海外发展研究院投资、增长与贸易计划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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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苏雷什·坦杜尔卡（Suresh Tendulkar）是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的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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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Barton L.Weller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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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阿莫亚科（K.Y.Amoako）是位于加纳阿克拉的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ACET）的创始人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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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商业与公共政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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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林佑赫是韩国发展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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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所有这些人均收入估计值是以1990国际元计算的，数据来自Maddis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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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4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的应用——尼日利亚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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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沃尔克·特雷切尔合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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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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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就业危机。尽管非石油产业经历了持续、高速且广泛的增长，但失业率自1999年以来就未曾显著下降过。更为严重的是，青年劳动力的失业率在同一时期上升得非常显著。虽然工作岗位与劳动力数量似乎在同步增长，但大多数新增岗位都是在非正规的家庭农业部门中，而付薪就业实际上减少了。尼日利亚需要设计一个战略以提高其就业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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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促进商业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过去的理论常常强调市场机制在矫正相对价格从而促进要素的有效分配方面的关键作用，但许多国家的增长经验表明政府常常在推动产业转型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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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2]通过整合旧结构经济学的一些思想，将增长的以下方面理论化，包括：一方面，在分析经济发展过程时应考虑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特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促进结构变迁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在于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给定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结构），每个发展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也相应有所不同。为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市场要求产业升级以及相应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两方面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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