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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替代性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鼓励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生产中选择能够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技术。如上所述，该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适合在生产中使用的技术都是由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然而，作为微观单位的企业的经理人员，不太可能知道或关心实际的禀赋条件。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企业产出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只有当要素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度时，他们才能进入正确的产业，选择正确的生产技术，而这又只能在市场是竞争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当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时，它的基本政策应该是为自由、开放和竞争性的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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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假定一个经济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免费获取关于产品市场、产业和生产技术的各种信息。所以，当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时候，企业能够相应升级它的产品或技术，或者顺利地从资本相对较不密集的产业转向资本相对更为密集的产业。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得的。因此，花费一定资源搜寻、收集和分析产业、产品及技术的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取信息，信息投资重复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传播的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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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能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需求的供给完全内部化，而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可能也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营销及配送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利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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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其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目标过高、新的市场太小和协调不适当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其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他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被其他企业的升级稀释掉。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收益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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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受到鼓励的新产业和技术与这个经济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动是一致的，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并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所以，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应该是有自生能力的，少量有一定期限的补贴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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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在汽车生产方面的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产业政策的差异。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汽车工业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梦想。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选择了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的经验经常被引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促进重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观点。韩国在70年代中期制定了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有限程度的成功。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工业开始于50年代，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自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接受政府保护。同样一个产业政策为什么有的时候成功而有的时候失败？一旦我们将这些国家制定和开始执行产业政策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问题就会变得很清楚 （见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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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人均收入水平（1990年国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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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是一个经济的劳动和资本相对丰裕度的良好近似。高收入国家资本丰裕、工资率高，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则相反。表6.1表明，当日本在60年代中期执行它的汽车产业政策时，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40%。汽车产业那时并不是最为先进和资本密集的产业，日本那时也不是资本稀缺的经济。日本通产省仅仅对日产和丰田提供了支持。然而，超过十家企业置通产省不要进入汽车产业的劝告于不顾，也开始生产汽车，虽然它们没有得到通产省的支持，但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上面的证据表明，在60年代中，日本的汽车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通产省推动汽车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属于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当韩国在70年代中执行汽车业发展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20%，相当于日本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30%。这可能就是韩国政府需要给它的汽车企业比日本政府更多、更久的支持的原因所在。即使有这样的支持，韩国的三个汽车企业最近还是有两个陷入破产困境。当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执行它们的汽车业发展政策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0%。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企业完全没有自生能力，即使到了今天，它们的生存仍然要靠政府的高度保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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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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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讨论中，我们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本的积累上，以及它对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决定性影响。人力资本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近年来已经受到发展文献的大量关注。最近旨在解释跨国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中已经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函数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并且已经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Mankiw，Romer and Weil，1992；Caselli，Esquivel and Lefort，1996；Klenow and Rodriguez，1997；Barro，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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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积累在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中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会很快，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非常迅速。这种升级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即使升级的过程是对更为先进的国家现存的产业和技术的模仿。经理人员或工人们在升级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新技能、生产、营销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他们还需要对引进的技术做出许多改良，以适应本国的环境。提高经理人员和工人的人力资本将有助于他们应对不确定性，并进行必要的改良（Schultz，1975）。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时，它将离开成熟的产业和技术，向更新的、不成熟的、不确定的产业和技术靠拢，这将要求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在新的、前沿性的产业和技术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越来越强。[14]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在收敛过程中同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人力资本并不是物质资本的替代物，人力资本的过度积累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印度、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移居到美国，他们对其祖国的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很小。然而，这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祖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较低，以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太可能在国内找到合适的位置去发挥他们的人力资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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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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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赶超发达国家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包括知识精英，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大多数人直接观察到的是发达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的差距，以及产业和技术结构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然而，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使一个欠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事实上会扼杀一个欠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许多其他理论也都试图解释欠发达国家在取得持续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或失败，遵循比较优势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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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所以，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就必须首先缩小它与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增长。资本积累取决于企业获得的剩余或利润的规模，以及经济中个体的储蓄率。当一个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在生产中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技术时，作为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个企业将是有竞争力的，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最大的剩余或利润。同时，当资本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被使用时，有最大可能的回报率，因此，经济个体的储蓄激励也最高。而且，政府不会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也不会动用行政力量创造合法的垄断，因而也就不存在浪费性的寻租活动。企业将拥有硬预算约束，需要通过提高管理和竞争力赚取利润。在有关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的竞争力、资本回报率、寻租活动、预算约束软化等方面，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导致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恰恰相反的结果。所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下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将快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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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 （Basu and Weil，1998）。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学习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要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小，因为新老产业和技术之间的差距在前一战略下要比在后一战略下小（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而且，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对许多目标技术的专利保护可能已经过期，即使仍然处于专利保护之下，购买专利的费用也将低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技术比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技术要旧一些。有时，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可能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取所需要的技术，需要“再发明轮子”（reinvent the wheel），自己投资于成本高、风险大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所以，技术的获取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比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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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许多经验研究表明，更为开放的国家的收敛趋势要比更为封闭的国家大（Harberger，1984；Dollar，1992；Warr，1994；Ben-David，1993；Sachs and Warner，1995；Harrison，1996；Michaely，1977；Frankel and Romer，1999）。国际贸易被认为是有利于国际技术扩散的。Lee（1995）发现，进口更多资本品的国家倾向于增长更快，这意味着新技术可能包含于资本品中。然而，Rodríguez and Rodrik（2000）却认为，“这个文献中的经验分析所牵涉到的方法论问题使人们可以对这些结果给出不同的解释”，贸易政策的作用并不清楚。如果设备的进口促进了技术转移，那么政府是应该采取措施促进设备进口，还是最好是追求贸易自由化，实行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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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框架里，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开放程度是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而不是外生决定于进出口政策。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出口贸易受到削弱是因为资源会被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而且，为了促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会被高估，从而阻碍了出口。社会主义经济、印度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与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也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出口也将是没有利润的。[15]企业的生存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他的政策支持。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会很少，并积累很多外债，使这个国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对于欠发达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出口，可能要比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进口替代要好。然而，选择鼓励出口战略的经济整体绩效将比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经济差。[16] 因此，并不是更为出口导向的政策就是促进欠发达国家GDP增长的更好政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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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深化自从Shaw（1969）和Mckinnon（1973）的先驱性著作问世以来，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经常用来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标要么是货币供给（M2）与GDP的比值，要么是金融中介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的信贷额与GDP的比值。这种关系受到Levine（1997）、Rajan and Zingales（1998）的经验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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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内生决定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发展战略的载体是大型企业。为了满足并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政府常常对企业实行国有化，越过金融中介，使用直接的财政拨款向这些企业提供支持，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之后的印度和很多其他欠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政府依靠私人企业充当违背比较优势战略载体，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也是很大的，并且只能通过严格管制的垄断性银行体系才能满足这种需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金融体系的发育都不健全。然而，欠发达国家最有竞争能力和活力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它们在获取金融服务时经常受到大银行的歧视甚至根本得不到服务。因而，金融体系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而且，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虽然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享有优先权，但是却没有自生能力，可能也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常常因为向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贷款而积累了大量坏账，促使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发展战略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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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稳定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不稳定会阻碍长期增长（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需要依靠优惠贷款、贸易壁垒保护和其他的政策支持才能生存。因为现有的比较优势没有被利用，所以经济作为整体也是没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不能实现，经济绩效因此很差，金融部门脆弱，对外收支不佳。当财政赤字、债务负担和金融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宏观经济稳定就会难以为继。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拥有更好的外汇收支、更为健康的金融和财政体系，能够更有力地抵御外部冲击，所以宏观经济稳定性也更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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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最为古老的研究课题之一。Kuznets（1955）提出了一个倒U形假说，认为不平等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扩大，晚期倾向于缩小。经验证据对于这个假说的支持是混淆的。Paukert（1973）、Cline（1975）、Chenery and Syrquin（1975）、Ahluwalia（1976）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而Fields（1991）对19个国家43个年份数据资料的研究发现，穷国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富国也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Fei，Ranis and Kuo（1979）对中国台湾的研究表明，台湾经济的增长与平等是相伴生的。我认为，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欠发达国家的穷人最重要的资产是自己的劳动力。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通过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穷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其工资，使穷人有机会分享增长的好处。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会通过促进更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减少穷人的工作机会，压低穷人的工资；同时，增长也不是可持续的。当经济崩溃的时候，穷人将遭受最大的困难，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情形即是如此 （Stiglitz，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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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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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当中盛行的观点是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忽略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例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提倡者常常混淆了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他们敦促欠发达国家抛开要素禀赋中资本相对稀缺的约束，直接建立与发达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认为，如果欠发达国家绕过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阶段，经济发展就可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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