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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在汽车生产方面的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产业政策的差异。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汽车工业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梦想。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选择了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的经验经常被引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促进重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观点。韩国在70年代中期制定了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有限程度的成功。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工业开始于50年代，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自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接受政府保护。同样一个产业政策为什么有的时候成功而有的时候失败？一旦我们将这些国家制定和开始执行产业政策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问题就会变得很清楚 （见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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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人均收入水平（1990年国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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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是一个经济的劳动和资本相对丰裕度的良好近似。高收入国家资本丰裕、工资率高，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则相反。表6.1表明，当日本在60年代中期执行它的汽车产业政策时，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40%。汽车产业那时并不是最为先进和资本密集的产业，日本那时也不是资本稀缺的经济。日本通产省仅仅对日产和丰田提供了支持。然而，超过十家企业置通产省不要进入汽车产业的劝告于不顾，也开始生产汽车，虽然它们没有得到通产省的支持，但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上面的证据表明，在60年代中，日本的汽车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通产省推动汽车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属于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当韩国在70年代中执行汽车业发展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20%，相当于日本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30%。这可能就是韩国政府需要给它的汽车企业比日本政府更多、更久的支持的原因所在。即使有这样的支持，韩国的三个汽车企业最近还是有两个陷入破产困境。当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执行它们的汽车业发展政策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0%。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企业完全没有自生能力，即使到了今天，它们的生存仍然要靠政府的高度保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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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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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讨论中，我们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本的积累上，以及它对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决定性影响。人力资本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近年来已经受到发展文献的大量关注。最近旨在解释跨国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中已经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函数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并且已经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Mankiw，Romer and Weil，1992；Caselli，Esquivel and Lefort，1996；Klenow and Rodriguez，1997；Barro，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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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积累在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中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会很快，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非常迅速。这种升级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即使升级的过程是对更为先进的国家现存的产业和技术的模仿。经理人员或工人们在升级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新技能、生产、营销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他们还需要对引进的技术做出许多改良，以适应本国的环境。提高经理人员和工人的人力资本将有助于他们应对不确定性，并进行必要的改良（Schultz，1975）。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时，它将离开成熟的产业和技术，向更新的、不成熟的、不确定的产业和技术靠拢，这将要求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在新的、前沿性的产业和技术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越来越强。[14]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在收敛过程中同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人力资本并不是物质资本的替代物，人力资本的过度积累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印度、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移居到美国，他们对其祖国的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很小。然而，这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祖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较低，以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太可能在国内找到合适的位置去发挥他们的人力资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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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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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赶超发达国家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包括知识精英，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大多数人直接观察到的是发达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的差距，以及产业和技术结构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然而，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使一个欠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事实上会扼杀一个欠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许多其他理论也都试图解释欠发达国家在取得持续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或失败，遵循比较优势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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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所以，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就必须首先缩小它与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增长。资本积累取决于企业获得的剩余或利润的规模，以及经济中个体的储蓄率。当一个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在生产中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技术时，作为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个企业将是有竞争力的，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最大的剩余或利润。同时，当资本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被使用时，有最大可能的回报率，因此，经济个体的储蓄激励也最高。而且，政府不会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也不会动用行政力量创造合法的垄断，因而也就不存在浪费性的寻租活动。企业将拥有硬预算约束，需要通过提高管理和竞争力赚取利润。在有关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的竞争力、资本回报率、寻租活动、预算约束软化等方面，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导致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恰恰相反的结果。所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下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将快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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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 （Basu and Weil，1998）。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学习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要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小，因为新老产业和技术之间的差距在前一战略下要比在后一战略下小（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而且，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对许多目标技术的专利保护可能已经过期，即使仍然处于专利保护之下，购买专利的费用也将低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技术比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技术要旧一些。有时，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可能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取所需要的技术，需要“再发明轮子”（reinvent the wheel），自己投资于成本高、风险大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所以，技术的获取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比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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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许多经验研究表明，更为开放的国家的收敛趋势要比更为封闭的国家大（Harberger，1984；Dollar，1992；Warr，1994；Ben-David，1993；Sachs and Warner，1995；Harrison，1996；Michaely，1977；Frankel and Romer，1999）。国际贸易被认为是有利于国际技术扩散的。Lee（1995）发现，进口更多资本品的国家倾向于增长更快，这意味着新技术可能包含于资本品中。然而，Rodríguez and Rodrik（2000）却认为，“这个文献中的经验分析所牵涉到的方法论问题使人们可以对这些结果给出不同的解释”，贸易政策的作用并不清楚。如果设备的进口促进了技术转移，那么政府是应该采取措施促进设备进口，还是最好是追求贸易自由化，实行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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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框架里，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开放程度是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而不是外生决定于进出口政策。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出口贸易受到削弱是因为资源会被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而且，为了促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会被高估，从而阻碍了出口。社会主义经济、印度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与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也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出口也将是没有利润的。[15]企业的生存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他的政策支持。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会很少，并积累很多外债，使这个国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对于欠发达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出口，可能要比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进口替代要好。然而，选择鼓励出口战略的经济整体绩效将比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经济差。[16] 因此，并不是更为出口导向的政策就是促进欠发达国家GDP增长的更好政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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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深化自从Shaw（1969）和Mckinnon（1973）的先驱性著作问世以来，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经常用来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标要么是货币供给（M2）与GDP的比值，要么是金融中介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的信贷额与GDP的比值。这种关系受到Levine（1997）、Rajan and Zingales（1998）的经验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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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内生决定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发展战略的载体是大型企业。为了满足并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政府常常对企业实行国有化，越过金融中介，使用直接的财政拨款向这些企业提供支持，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之后的印度和很多其他欠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政府依靠私人企业充当违背比较优势战略载体，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也是很大的，并且只能通过严格管制的垄断性银行体系才能满足这种需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金融体系的发育都不健全。然而，欠发达国家最有竞争能力和活力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它们在获取金融服务时经常受到大银行的歧视甚至根本得不到服务。因而，金融体系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而且，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虽然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享有优先权，但是却没有自生能力，可能也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常常因为向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贷款而积累了大量坏账，促使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发展战略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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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稳定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不稳定会阻碍长期增长（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需要依靠优惠贷款、贸易壁垒保护和其他的政策支持才能生存。因为现有的比较优势没有被利用，所以经济作为整体也是没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不能实现，经济绩效因此很差，金融部门脆弱，对外收支不佳。当财政赤字、债务负担和金融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宏观经济稳定就会难以为继。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拥有更好的外汇收支、更为健康的金融和财政体系，能够更有力地抵御外部冲击，所以宏观经济稳定性也更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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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最为古老的研究课题之一。Kuznets（1955）提出了一个倒U形假说，认为不平等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扩大，晚期倾向于缩小。经验证据对于这个假说的支持是混淆的。Paukert（1973）、Cline（1975）、Chenery and Syrquin（1975）、Ahluwalia（1976）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而Fields（1991）对19个国家43个年份数据资料的研究发现，穷国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富国也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Fei，Ranis and Kuo（1979）对中国台湾的研究表明，台湾经济的增长与平等是相伴生的。我认为，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欠发达国家的穷人最重要的资产是自己的劳动力。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通过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穷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其工资，使穷人有机会分享增长的好处。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会通过促进更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减少穷人的工作机会，压低穷人的工资；同时，增长也不是可持续的。当经济崩溃的时候，穷人将遭受最大的困难，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情形即是如此 （Stiglitz，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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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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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当中盛行的观点是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忽略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例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提倡者常常混淆了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他们敦促欠发达国家抛开要素禀赋中资本相对稀缺的约束，直接建立与发达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认为，如果欠发达国家绕过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阶段，经济发展就可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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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发展与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促进国际技术扩散，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并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收敛的关键。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后者相应地取决于其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的速度反过来又取决于经济个体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作为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基本指导原则，会最小化模仿成本，经历最快的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并使产业和技术结构得以持续升级。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是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优点的良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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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类似，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二战后十分贫穷。在50年代初，它们的工业化水平很低，资本和外汇极端匮乏，人均收入低下。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类似，它们也面临选择合适路径以发展经济的问题。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一开始选择的是进口替代型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但是不久就放弃了在初始阶段发展重工业的尝试。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它们的要素禀赋，积极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扩大外向型经济，以充分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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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因为资本变得越来越充裕，工资率也在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和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所取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有充裕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当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变得更为资本、技术密集时，“四小龙”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动态变化的机会。通过贸易联系和经济开放，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亚洲经济当中。由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四小龙”十分具有竞争力，能够取得快速的资本积累。伴随着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它们的产业逐渐升级为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因此，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维持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而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的水平。这一杰出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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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这一战略。为什么中国香港从来没有尝试实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而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也很快就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它们的政治领导人通过智慧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Ranis and Syed（1992）认为成功应该归因于这些经济自然资源贫乏。此外，我认为人口规模小也是原因所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十分无效率，且成本很高。欠发达经济实行的这个战略能够维持多久，取决于政府能够动员多少资源来支持它。人均自然资源越多，或者人口规模越大，政府为了支持这一低效率战略所能够动员的资源也就越多。对于自然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的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很快就会引发经济危机。那时，政府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被迫执行改革和战略转变（Edwards，1995）。事实上，受到50年代流行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和民族复兴梦想的激励，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许多政治领导人和知识精英从未放弃加速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渴望。然而，它们的人均自然资源极端贫乏，人口规模也太小。50年代初台湾一开始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马上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通货膨胀，不久政府就被迫放弃了这一战略 （Tsiang，1984）。在70年代韩国选择重机、重化工业推进战略时，类似的结果也出现了，推进战略被推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人口规模都太小，自然资源极度贫乏，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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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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